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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结果这一年赏赐的礼物有了惊人的增加，锦帛达到了3万匹，絮3万斤。
期间，匈奴单于没事还老向汉王朝要经济援助、要赞助，这大哥不是好当的啊，虽然不打仗了，银子还是哗哗的流啊。
余英时曾经对东汉的部分时期（公元50年到公元100年）的纳贡支付数据进行过统计，让我们来看下余英时统计的结果：
胡族 年支付总数（钱）
鲜卑 2。7亿
匈奴 1。009亿
西域 0。748亿
合计 4。457亿
余英时认为，此外至少还需要增加对羌、乌桓两个民族的支付额，总体计算下来，每年支付给各胡族的费用在7个亿左右，这一估算还没有考虑维持贡纳体系运转所必需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开支。纳贡体制肯定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东汉、西汉的政府收入、开支还是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由此类推计算大概可以一见端倪。
东汉文人桓谭在《新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据此计算，东汉初年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23亿。
还有史料记载，汉元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据此计算，汉元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3亿。
按当代一些专业人士的考证，汉代财政年总收入平均大约120亿左右。要注意，这120亿是已经搞了盐铁专卖之后的收入了，扣除日常行政费用、军事开支（前文已经算过了，汉百万大军一年开支最少70多亿，政府公务员工资20亿，就算汉武帝之后，军队裁员，军费支出有所下降，在扣除掉军事开支和官员薪水后，此外还要有大量的抗洪啊、工程啊、救灾啊等等支出，政府财政结余并不多）为平息各胡族，每年最少7个亿，把盐铁制度废了，这7个亿从哪里来？
对中华民族来言，这北方的少数民族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恐怖片，头一百年是武戏，天天打，后来大家都打的吃不消了，改拍文戏了，感情戏也出大场面的，钱也没少花啊。这种噩梦不光局限在汉代，放眼魏、晋、唐、宋、明、清，以后都是这样，五胡乱华那就别说了，唐有突厥、宋有辽、金、蒙、西夏，明有瓦剌、女真，就元、清两朝没有北方蛮子捣乱，因为他们就是蛮子，但清朝迎来了洋蛮子。这种巨大的边境压力引发的财政输血，是中华民族财富的一个无底洞。
放眼世界，极少有民族在这样大的异族压力下，持续生存、发展两千年的，处于类似情况的绝大多数民族早都被武力强大的民族给灭了。这种独特的发展经历，即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心理韧性、民族向心力，也让这个伟大的民族疲惫不堪，始终缺少一段休养生息、安定繁荣、没有外族压力的历史阶段。这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财经运作、文明发展方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不可不察。
还记得文首最早讨论英雄的哪个问题吗？
汉武帝四处征伐也罢，此后汉帝纳贡也罢，这都是应对压力的刚性、或柔性反应而已。在百万骷髅之上，在百万血水之上，能有英雄存在吗？看看整个民族的财务压力，看看整个民族承受的苦难，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能否换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法呢？这道题很沉重的。
第一批职业文人浮上水面
早年间，孔子是靠当老师混的饭招；墨子偶然弄点科技发明、作些木匠活，靠这些过活；孙子得打仗；老子、庄子都有份底层公务员的小职位、小薪水；苏秦、张仪这帮人主要是玩政治，文学都是副业，不靠舞文弄墨混饭吃，放眼春秋战国、大秦帝国，真正的纯文人似乎就一个屈原，这还是个失意的政客。纯粹的职业文人团伙还没有产生呢。
等到汉帝国一统江山，叔孙通已经开始带着一干儒生以职业的心态，靠诸家学说、制定礼仪蒙饭了，在此之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一干人等相继浮出水面了。这些人与孔、墨、老、庄等前辈的最大区别就是，诸子文以载道，他们的文章尽管蕴含着极高的文学性，但这些文字饱含希望，希望文字的主人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大展宏图，那才是文章的目的所在；而职业文人弄文以求闻达、求富贵，嘴上虽然在论道，但文学才是目的，讨主子欢欣才是目的，为文学而文学，为欢欣而文学，诸子的手段演化了几百年后，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呵呵。
为什么先秦散文，动不动还能看的人血脉膨胀？因为文章里有诸子的一片心胸、一腔豪情；汉赋之中，除了贾谊等个别作品外，气势蓬勃，大量的汉赋四字瑰丽满纸，看完后，困啊，啊哦（打个哈欠），为文学而文学的东西，除了文字雕砌外，实在缺乏精气。不过从作品上看，这些文人的作品到真是得了屈原祖师的真传，一个风格的，只可惜屈原还能愤然一死，还能问天，这些汉代职业文人团伙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软绵绵啊。
软饭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这辈子干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蒙到了卓文君这个富家女。
按照另一些意淫富家女而不得的后代文人的描写，司马相如听说卓王孙（记得咱在汉代富豪榜里面提到过的钢铁富豪吗？这卓王孙就是这个家族产业的继承人，富甲一方）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便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司马相如入仕途后，出差回了趟四川，排场很大，把老丈人震得一愣一愣的，于是在遗产分配上，厚待卓文君，“与诸子同”。相如临死前，做的最大的文章，就是建议汉武帝要“封禅”。一点先秦诸子吞吐天下的气派都没有了，最大的临终志愿就是建议皇帝老子该出去巡游、该告祭天地了，看皇帝老子是多么的文成武德。看司马相如这点出息。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回首诸子时，只觉得中气充沛，看司马相如，气为之沮丧。
负气朱买臣
朱买臣也是后代中国戏剧界热爱的一个典范。《朱买臣休妻记》、《渔樵记》、《烂柯山》、《马前泼水》一串戏剧都是根据朱买臣的事迹改变的。
朱买臣出身贫寒，四十余岁仍然不事产业，仅以卖柴为生，却酷爱读书不辍，而下山担柴公然疯癫路吟，并负薪高歌。朱大嫂无法接受朱买臣在卖柴时展示的行为艺术，劝他别唱了，朱买臣反而越唱声越高，从流行唱法换到了美声，从“妹妹你坐船头”一直唱到了“山路十八弯”，朱大嫂觉得你穷没关系，反正也跟你这样多年，但你穷疯了，穷怪了，穷的不听话了，弄的一群人围观，羞之啊，这生活就没意思了，于是要求离婚。
朱买臣笑着说“我五十岁一定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辛苦的日子很久了，等我富贵之后再报答你。”妻子愤怒地说“像你这种人，终究要饿死在沟壑中，怎能富贵？” 朱买臣无法挽留他，只好任凭她离去。
后来，朱买臣困饿于道路之上，他的前妻和新任丈夫去上坟，看到朱买臣又冷又饿，便召唤他，给他饭吃。
对一个男人来说，屈辱莫过如此吧？
后来，朱买臣发家了，官拜会稽太守。“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唉，一场悲剧，真不知道这个月里，朱买臣和他的前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朝夕相处多年的人，也就一条白绫去了，她和他一起，过了许多的青春年华，她离他而去，她最终还是为他而死。他贫贱，他受她屈辱，他富贵了，而她是复仇的、出气的对象。
确实很有戏剧性，但这段故事里深深的展示了一对贫穷夫妻的悲哀与无奈，“贫贱夫妻百事哀”，一起一落，人生啊，只是富贵后的朱买臣会觉得幸福吗？他会想起那时，背担柴，老婆在身边，在山道上放声而歌吗？
悲哀东方朔
东方朔父母早亡，靠兄嫂养大，凭借文采入选宫廷，但一开始人微言轻，收入微薄。
东方朔对此很是不满。为了让汉武帝尽快召见自己，他故意吓唬给皇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快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大为惶恐，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这才让东方朔获得了一个直接面对皇帝的机会。他风趣地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株儒身高3尺，奉一囊粟，钱二百四，我高9尺，所挣傣禄却和侏儒一样多， 侏儒靠这些收入要撑死了，而我要饿死了！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白米。” 东方朔诙谐风趣的语言，逗得汉武帝捧腹大笑，遂任命他侍诏金马门，不久又擢为侍郎，侍从左右。
在出任公职的历程中，东方朔屡有诤谏，劝汉武帝不要大肆扩建上林苑，不要过于放纵爱宠。也是做了一些实事，但终不得大用。
为此，东方朔自己作文章，自我幽默了一把，文章中客问：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大夫（指东方朔自己）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其故何也？东方先生叹曰：苏秦、张仪之时，并为十二国，而今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苏秦、张仪并生于世，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司马相如、朱买臣、东方朔，综合来看，不管这些人有才无才、有志向无志向，相比于前辈文人，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的本身素质、志向已经不是个人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了，个人成败完全取决于上意。皇上喜欢你，你就行，不行也行；皇上不喜欢你，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为什么？因为这些文人的仕途、饭碗、乃至生命全握在皇族的手中，各个文人展开激烈角逐，明争暗斗，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给皇帝拍马屁的优先地位，只有如此，你才能获得施展的机会。但靠着讨皇帝喜欢，小意殷勤，得到这个宝座的人，还有以天地为棋盘、挥斥方遒的气魄吗？几十年宦海，什么都平了吧？
这些文人已经不能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不能像墨子那样纵横四方、不能像孙子那样打造强吴了，就象东方朔总结的那样时异事异。在大一统的帝国里，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文人团体，注定就是一个和侏儒争饭吃，类似帮闲的东西而已，能出个不做“帮闲”做“帮忙”的，已经是民族幸事了，
离开执政者，就丧失经济来源的一群人，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在大一统的帝国里，圣帝流德，你还想了不起？轮得到你吗？你了不起了，那皇帝摆哪里？大一统是政治、行政的幸事，是民族生命力强盛的表现，但这种大一统对民族思想的影响需要多角度的去分析。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一段描述颇有意思，对比来看汉帝国的大一统，更具意义。
罗马帝国当时幅员广阔，西方历史所罕见，当然比汉帝国版图还是比不过的，面对罗马帝国如此庞大的疆域和统一啊，吉本对其有一段感叹，呵呵，共勉一下：
现代的一位暴君，尽管在自己的思想中和在人民群众中听不到反对他的呼声，但看一看别的国君的作为、对马上遭到指责的戒心，同盟国的劝导和对敌人的恐惧，都使他不能不稍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在逃出他的狭窄的国土之后，将很容易在一片更安适的土地上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可以凭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