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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
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
《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
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
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
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
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
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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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南史》、《北史》
“编次别代，共为部帙”
《南史》和《北史》都是纪传体的通史，作者李延寿。
《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从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
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约170年间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兴亡的历史。《北
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止
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包括北朝魏、齐、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
李延寿字遐龄，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他撰写《南史》、《北史》，是继承父
亲李大师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年）曾任窦建德的礼部侍郎。他有感于南北朝长期
分裂、互相敌视，致使历史记载不能周悉完备，统一后南北思想隔阂不易消除的状况，
决心写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史，以适应全国统一的历史要求。他为此作了一些编纂工作，
可惜过早辞世，使他的宏愿未能完成。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他的生卒
年月史书失载，现在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30年
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
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
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
的《太宗政典》和《南史》、《北史》3部历史著作。
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大致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
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书成上奏，前后共用去16年时间。如果加上李大师的修撰工
作和李延寿的材料准备等工作，那么这部书就可以说是凝聚他们父子30余年心血而成的。
《南史》和《北史》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
成的。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也是李延寿在史学史上成功的再创造。与八书相比较，
它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价值。
李延寿对八书的改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编次别代，共为部帙”。李延寿打破朝代体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
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这两部书的体
例都是先按时间顺序编排各朝的本纪，然后是按朝代顺序写成的人物列传，人物又按各
种类传分别编排。这就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整地交待给读者。这个
编排是很成功的。从编撰技术方面考虑，南北朝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比较短暂，跨朝代的
人物相当多，相互递嬗的朝代之间历史联系也比较密切。把它们贯通起来加以记述，既
能克服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又能用简明
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
从记述效果上看，把广阔时空下的历史发展变化，放在一起加以记载，有利于比较
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准确勾勒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
化趋势，易于使读者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性特点。从思想价值上看，这有利从中华民族
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的历史思考，有利于消除南北长期分裂产生的隔阂，容易培植
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南史》、《北史》在上述方面都表现出一些优点。但二史处理
如此纷乱的时代，不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说明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
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远远落后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见识。
二是“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李延寿对八书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抄录工作，这其
中有沿用、有勘究、有削烦。用二史贯通各朝，不像八书各自为书，必然会删除很多互
相重复的记载，这是李延寿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李延寿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史实和文字
记载的撮要删烦工作，最突出的是删掉了很多八书本纪中的诏令、策文和列传中的奏议、
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史料价值极少，二史把它们完全删除。有的比较重要，李延寿则以
数语概括出来。经过这个工作，史实被突出出来，篇幅却大量减少了。李延寿把537卷
的八书，删入180卷的二史之中，卷数仅及原著的三分之一、文字仅占一半。由于其卷
数不繁，头绪清楚，叙事突出，读者研习甚便，抄写易成，因而在长时期内，二史比八
书流传得要广泛一些。
在宋代以前，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事，主要是靠《南史》、《北史》。宋代以后校勘
八书，也多用二史来补其缺失。当然简略并不等于精当，李延寿的删削存在着一些不当
之处，对此前代史家已有所批评。
三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并非单纯节抄八书，他在撰史过程中，又补
益进来大量的史实。八书中的《魏书》是北齐魏收所撰，北齐承东魏而来，因此魏收不
承认西魏，在《魏书》中只记北朝、东魏历史，不包括西魏史事。李延寿据魏澹撰《魏
书》（已佚），在《北史》本纪中补进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帝纪，在列传中补入西
魏人物传记，使北朝的历史得到完整记载。二史除补入一些八书所无的纪、传外，还对
八书原有的一些纪传作了增补，如在对范缜的记述中，增加了范缜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
对话和不祠神庙的一段史实，使这位无神论者的战斗性格更为突出。《北史·苏威传》
补入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北史·李谐传》补充南北交往的记载，这些都是很有
价值的史料。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自述：“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
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这一方面反映了二史采摭增补材料的丰富，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取材的驳杂。二史中对史实增益不当之处，也有很多，其中大多是琐言碎事，以
至一味追求骇视听、资谈助的记事，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疑神见鬼的迷信内容，成为书
中的芜累。李延寿在撰书时，也订正了八书中的一些史实。他距所记时代较远，这使他
可以改正一些当时讳饰失实的史实，显示出一定的长处。
《南史》、《北史》在思想上的价值，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
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李延寿认
为南朝与北朝占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他反对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编之
四夷”。也指出东晋、宋、齐梁、陈各朝，虽偏安江南，但前后相承300余年，不承认
它们历史地位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闰，给南北朝
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作
法，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在具体撰述中，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
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他对南北之间的战争采取“两国交兵不详载”（赵翼《廿
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的作法，就是有意削减对此的过分纠缠。
《南史》和《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
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
“门风”的关系。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
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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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贞观政要》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
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
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
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
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
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
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
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
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
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
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
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
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
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
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
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
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
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
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
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
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
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
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
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
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