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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它主人的耳朵灵。主人放开了狗，你为了自卫不得不开枪将狗打死。听到枪声后，克林顿·弗利跑进屋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而你又给了他一枪。”
“你对自己的推断很满意吗？”梅森问道。
“情况好像就是这样。”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逮捕我？”
“我敢向天发誓，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交待不清楚，我肯定会那么做的！我一生中还从未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在谋杀案中含糊其词的人。你说你8点半和弗利有个约会，但你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你预约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人听见吗？”
“我记不清了。我对这个预约并不是十分重视，只是随便约了一下。”
“那么你去那里坐的出租车是什么样的呢？”
“只能告诉你它是一辆兜客的出租车，我记不清是哪一种车“你有没看出租车收据？”
“当然没有。我怎么会有那个心思去收藏那些收据呢。”
“那你把票扔到哪儿去了？扔到人行道上了吗？”
“我看没看到那张票都记不清了。”
“你难道也记不清出去时坐的什么样的出租车吗？是黄顶还是红顶的？”
“见鬼去吧！告诉你我记不清这些细节，我没想到我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受到盘问。我要告诉你，作为一名侦探你发了一次虚假的警报。从你主观臆断的谋杀情景可以看出你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了引诱对方说出真情，霍尔库姆故作惊讶地说；
“噢，这么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吗？”
“我和你一样在周围看了看。”梅森说。
“好吧，如果你真的高明，那就请你告诉我们吧。”霍尔库姆嘲讽地说。
梅森说：“首先，当凶手进入房间时，狗是拴着的。克林顿·弗利出去看到来人，并且和他谈了一会儿话，然后转回来松开了那条狗。就在这时，狗被开枪打死了，之后克林顿·弗利也被打死了。”
“你凭什么这样说？”霍尔库姆问，“你好像还很肯定。”
梅森辛辣地讽刺他说：“浴缸下面有条半隐半露的毛巾你发现了吗？”
“毛巾怎么了？”
“那条毛巾上有刮脸液。”梅森说。
“这又怎么啦？”
“这条毛巾是在克林顿·弗利松开狗链时掉在那儿的。你知道，男人在刮脸时不会将刮脸液放在毛巾上，只有当他擦掉脸上的刮脸液时才会将它粘到毛巾上。如果他正在刮脸，突然来了个人，他就会匆匆忙忙地擦掉脸上剩余的刮脸液。而克林顿·弗利在狗第一次叫，或者说在他自己听到有人闯入时，并没有擦脸上的刮脸液，他走进另一间房子想知道狗为什么叫却看见了一位闯入者，他和这个人谈了片刻，他一边谈话一边用毛巾擦掉了自己脸上的刮脸液。这时发生了某件事使他走回浴室松开了拴狗链。也就是这时闯入者开了枪。如果你根据毛巾上有刮脸液这一事实用心去想一想，而不是想一些愚蠢的问题，就可以找到全部答案。”
房间里顿时一片寂静。这时，在强光周围的阴影中有一个人喊道：“是的，我看见过那条毛巾。”
梅森继续说：“如果你们这帮家伙能认识到那条毛巾的重要性并将其保存起来做为证据，或许可以推断出这个凶杀案是怎么发生的。如果对那条毛巾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它上面的刮脸液是从克林顿·弗利的脸上擦下来的。你们注意到没有，他颏上还留了一点刮脸液，但不多——不足以使我们认为他是正在刮脸时被人打死的，因为他脸躺的那块地板上没有刮脸液的痕迹。告诉你吧，他把刮脸液擦到毛巾上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先擦干净自己的脸再去看另一个房间里的人是谁。”霍尔库姆不由自主地争辩说。
梅森说：“事情很简单。他是在松开狗链的那一瞬间丢下毛巾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松开狗链，那他就不会擦掉脸上的刮脸液。他会先松开狗链，再走出去，顺手擦掉脸上的刮脸液。”
“那么阿瑟·卡特赖特现在何处？”霍尔库姆问。
“不知道，前几天我还找他，管家说他已经出去了。”
“听西尔马·本顿说他和弗利夫人私奔了。”
“是，她给我也说过。”
“克林顿·弗利对皮特·多克斯也是这么说的吧？”
“我知道。你还要重复一遍吗？”梅森不耐烦地说。
“不，不是想重复，”霍尔库姆厉声说道，“我只是想告诉你情况可能是：你的当事人阿瑟·卡特赖特和弗利夫人私奔了，当他听到弗利夫人倾诉自己在丈夫手里遭受的虐待时，又转回来决意杀死克林顿·弗利。”
“而你们惟一的证据就是卡特赖特与弗利之间有矛盾并且和他的夫人私奔了。是吗？”
“这个证据就足够啦。”
“好吧，”梅森说，“我这就推翻你们的推论。如果情况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卡特赖特又返回了弗利家，那么他回来的目的就是要杀死他，是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
“既然这样，他就应该走进房子，看见弗利后用枪对着他‘砰、砰’两枪，而不会在弗利擦脸上的刮脸液时站在那里与他争辩，更不会静静地站在那里让弗利返回去松开一条凶猛的警犬。你们这帮家伙的毛病就是发现一个死人后，立马就开始找最可疑的人，而不是找证据，并弄清楚这些证据能够提供什么情况。”
“你说能提供什么？”霍尔库姆问道。
“真见鬼！”梅森不耐烦地说道：“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的侦破工作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做了。我不打算替你们做完所有工作。你们干这些事可以领到钱，我就没有。”
“据我们了解，时至今日你为这个案子也领了不少钱吧。”
梅森打了个呵欠，说：
“这是干我这一行有利的一面，探长，但相对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
“你能举例说明吗？”霍尔库姆好奇地问。
“例如，干这一行的人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取报酬。”梅森说，“我之所以能获得丰厚的报酬就是因为我证明我有能力做某件事，而你们就完全不同，如果纳税人不是每月给你们支付薪水，而是要等你们交出案子结果后再给你们付钱，那么你们就有可能挨几个月饿——除非你们表现得比现在聪明。”
“行了吧，”霍尔库姆用气得发颤的声音说，“不许你在这里侮辱我们，你这样做没什么好处，你应该放明白些，梅森。在这个案子里，你不仅仅是一个律师，而且还是一个嫌疑犯。”
“我猜你会这样想，”梅森说，“因此我才说这些话。”
霍尔库姆宣布说：“听着，梅森。你说你8点半到那儿的，如果你不是在撒谎，就是故意含糊其词想把事情搞乱。检查结果表明弗利是在7点半至8点之间被害的，当缉捕队赶到现场时，他已死了40多分钟。你只需说明7点半至8点之间你在哪里，就可免除对你的嫌疑。你究竟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梅森说：“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知道自己那时在干什么。我甚至连表都没有看过。我出去吃了个晚饭，四处遛达了一会儿，抽了支烟，去了趟办公室，然后又回到街上，散了散步，一边想问题一边抽烟，然后就搭上一辆拉客的出租车赴约去了。”
“约会时间是在8点半？”
“是。”
“你能证明这一点吗？”
“当然不能。我为什么要证明我每次约会的时间呢？我是个律师，会见所有的人都要约时间，我一天要和许多人约会。事实上，我不能证明这个约会时间并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相反它正好表明这只不过是一次与本人业务有关的一般性约会。
“如果我能给你举出十多个证人证明我和克林顿·弗利约好要谈某件事，你立刻会感到奇怪，问我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证明约会的时间。如果你还有一点头脑的话，就会这么想。
“噢，还有一件事。请问我是不是可以7点半到那个房子里杀死弗利，随即乘出租车返回，然后再换乘一辆出租车于8点30分到那里赴约呢？”
屋子里面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霍尔库姆说：“依我看，完全可以。”
“关键就在这儿，”梅森说，“只有当我像刚才说的那样做的时候，我才可能记住8点30分拉我到弗利住宅去的那辆出租车号码，并搞些证人来证明我约会的时间是8点30分，是吧？”
“我不知道你究竟干了些什么？”霍尔库姆怒气冲冲地说，“在这个案子里你做的任何事都毫无逻辑，而且还要一味地愚蠢下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们开诚布公，坦白交代，然后回家睡觉，让我们来调查这个案子呢？”
“我并没有阻止你们调查此案，”梅森说，“也不希望让这些刺眼的强光照射着我的脸，你们这些侦探坐在周围注视着我的脸，以为通过我的面部表情可以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似的。如果你们能关上灯，坐在黑暗中冷静地思考一会儿，也许会比你们围坐在旁边观察我的脸看得更清楚。”
“行啦，我渴望看到的并不是一张脸！”霍尔库姆恼羞成怒地说。
“西尔马·本顿呢？”梅森问，“她当时在干什么？”
“她完全能够提出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她对自己每分钟在干什么都能说的清清楚楚。”
“随便问一下，探长，你当时在干什么？”梅森问道。
霍尔库姆探长十分惊讶地问：
“你是问我吗？”
“当然是问你。”
“你想把我当成嫌疑犯？”他问道。
“不，”梅森说，“我只是想问你当时在干什么。”
“我当时在来办公室的路上，”霍尔库姆探长说，“我当时坐在汽车里，在从家到办公室之间的某个地方。”
“能找到几个证人证明这一点？”
“别开玩笑了。”
梅森说：“如果你肯动一下脑筋，你就会明白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是非常认真的。你能找到几个证人？”
“当然一个也找不到。但我可以证明我在家的时间和我到达办公室的时间。”
“关键问题就在这里。”梅森说。
“此话怎讲？”霍尔库姆问。
梅森说：“你应该怀疑西尔马·本顿那无懈可击的证明自己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如果一个人能够铁证如山地证明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干什么，而不在犯罪现场，说明这个人确实费尽了心思以自圆其说。这样做的人不是参与了凶杀犯罪，有意的伪造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就是知道有人要行凶，因此才会煞费苦心地提供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房间里很长时间鸦雀无声。然后霍尔库姆略有所思地说：“如此说来，你认为西尔马·本顿知道克林顿·弗利会遇害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西尔马·本顿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梅森说，“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人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通常是有一定原因的。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很难对自己每分钟在干什么都能提供证明，他和你一样，不能证明自己每时每刻在干什么。我敢打赌，这间房子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证人完完全全地证明他们在今晚7点半到8点之间的每一分钟在干什么。”
霍尔库姆不耐烦地说：“肯定不能证明。”
“确实，”梅森说，“如果你们不是如此愚蠢的话，我上面的陈述不仅可以证明我无罪，还完全能证明我的清白。”
“但是，你不能证明你是8点半到弗利住宅的。没有人看见你去那里吗？没有人知道你有约会吗？没有人让你进去吗？没有人正好在8点半时看到你吗？”
“当然可以，”梅森说，“我自己就可以证明。”
“你如何证明？”霍尔库姆问。
梅森说：“用事实证明。8点半过后不久我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向他们报告了这个凶杀案。这个事实表明我8点半在那里。”
“你知道我不是问这个，”探长说，“我是问你能证明自己正好是在8点半到那里的吗？”
“当然不能。你们不是已经问过了吗？”
“是问过了。”霍尔库姆说着站起身来，“梅森，你赢了，我准备放你走。你在这个镇上小有名气，需要时我们还会找你。不妨告诉你，我并没有真的认为你就是凶手，但我十分肯定你在庇护某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当事人。我要告诉你你的行为不仅没有包庇得了他，反而使我更加疑心了。”
“请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梅森问道。
霍尔库姆慢条斯理地说：“我认为阿瑟·卡特赖特和弗利夫人跑了，卡特赖特听了她控诉弗利虐待她的罪状后，又回来开枪打死了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