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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以前也从未见过那支枪？”
“没有。告诉你我和那支枪没有任何关系。天哪！难道你也不相信我？我不可能对你撤谎，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
“好吧，”他说，那件事就先谈到这儿为止。如此说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么你当时干了些什么？”
她说：“我记得出租汽车司机给阿瑟·卡特赖特打电话去了，我想阿瑟会过来，他会知道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到阿瑟·卡特赖特可能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当然想到了，但我认为如果他是那个开枪的人，他就不会过来。”
“他也许会过来并将罪行归咎到你的头上。”
“不，阿瑟不是那种人。”
“好，”梅森说，“你坐在那里等卡特赖特，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出租汽车回来了。我不知道是多长时间，我已失去了时间概念，我已完全崩溃了。”
“继续说。”
“我走出房间，上了出租车，坐车回到我住的宾馆附近，然后下了车。我原以为没有人跟踪我，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发现我的。”
“你知道吗？你将一条手绢忘在出租车上了。”
她两只眼睛注视着他，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天哪！根本就没有的事！”她说。
“不要否认。”他对她说。
“手绢在哪儿？”
“在警察手里。”
“他们怎么得到的？”
“是我给他们的。”
“你说什么？”
“我给他们了，”他说，“手绢落到我手里，我别无选择，只有将它交给警察局。”
“我原以为你是我的律师。”
“我是你的律师。”
“但听起来不像，天哪！那个证据落在他们手中就糟了，他们可以根据那条手绢找到我的行踪。”
“行了吧，”梅森说，“他们怎么也可以追踪到你，他们还会审问你。当他们审问你时，你既不能跟他们撒谎，又不能跟他们说真话，你陷入了一种困境，因此只能保持沉默。你明白吗？”
“可是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对我抱有偏见——包括警察、公众以及所有的人。”
“哦，我正要说这个问题。你知道，我必须将手绢交给警察当局，因为这是证据。警察当局对我紧追不放，正想抓住什么把柄使我成为一名事后从犯。我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的。但你自己也要多动动脑筋以摆脱困境。
“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办：警察当局就要来这儿，他们会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就告诉他们，你什么问题也不会回答，除非你的律师在场。告诉他们你的律师建议你不要说。不管什么问题，都不要回答。懂了吗？”
“懂了，你以前给我说过了。”
“你认为自己能做到吗？”
“我想可以吧。”
“你必须做到，”他说，“关于这个案子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我尚未核实，希望你等我将前后经过全部搞清楚，并将所有情节对起来后再说话。”
“但这会使公众产生偏见，报上会说我拒绝回答问题。”
梅森笑了，他说：
“你现在应该考虑问题的实质了，这正是我来见你的目的。不要跟警察说什么，也不要跟记者说什么。你只告诉他们，你自己想说，但我不让你说；就说我让你一句话也不要说。告诉他们你想解释一下，想给我打个电话谈谈，也许我会同意你说，等等之类的话。他们会给你一个电话让你在电话里跟我谈，你就在电话上恳求我允许你说话。跟他们说你想至少可以解释一下你在这个城市里干什么；圣巴巴拉发生了什么事，你原来有什么打算。你要声泪俱下地一次又一次乞求我，怎么做都行。但我假装固执己见，对你说只要你对任何人说出任何事，就请你另找律师。你明白吗？”
“你认为那样管用吗？”她问。
“当然有用。”他说，“报社需要消息发布，让他们发布别的消息去吧。如果找不到别的消息，他们就会挑中这条消息并在头版头条大肆宣扬，说你想说明自己的情况，而我不让你说话。”
“警察当局呢，他们能放过我吗？”
“不知道。”“天哪！你该不是说我会被捕吧？我的天哪！我受不了啦！如果他们在我这间屋审讯我，我还经受得了，可是如果把我送到监狱或警察局审问，我会发疯的。我承受不了那样的事，我不愿让他们审讯我。你该不会认为他们会审讯我吧？”
他站起身，沉着冷静地面对着她说：
“听着，别跟我来这一套。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已经陷入困境，这点你自己也知道。你用一把万能钥匙开门进入你丈夫的房子，结果发现他死在地上。你知道他是被人杀死的，因为地上放着一把枪，但是你没有报告警察，却到了一个宾馆并用假名登记住房。如果你认为自己干了这样的事还不会被带到警察局，那你一定是疯了。”
她开始放声大哭。
“眼泪救不了你。”他率直地说。
“现在只有一种办法能救你，这就是多动动脑子，按我的指示办事。千万不可承认你去过布里德蒙特宾馆，或以假名在任何地方登记过住房。你只能说雇我为你的律师，并且说你不能回答任何问题，也不能做任何陈述，除非我在场让你这么做，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承认。你只能苦苦向记者们哀求说：你想说明自己的情况，而我不让你说。你都明白了吗？”
她点点头。
“这就是初步措施。还有一件事？？”
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谁知道你在这儿？”梅森问。
“除你之外没有别人。”她说。
梅森示意她别吭声，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门。
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这一次敲门人用的劲更大了，也更加粗鲁，不耐烦了。
梅森低声说：“你要振作点儿，记住，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能保持镇静，我还能给你帮点儿忙。”
他走到门口拉开门闩将门打开，看见霍尔库姆探长正十分惊讶地注视着他，霍尔库姆身边还站着两个人。
“是你！”探长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梅森说：“我正在和我的当事人贝西·福布斯谈话。她就是住在米尔帕斯路4889号化名克林顿·弗利的克林顿·福布斯的遗孀。我的回答你满意吗？”
霍尔库姆探长闯入屋内。
“你的话一点不假，”他说，“而且我现在还知道你是从哪里搞到那条手绢的。福布斯夫人，你因杀害克林顿·弗利而被捕了。我想警告你，你说的任何话都可能反过来对你不利。”
梅森横眉冷对地盯着这位官员，说：“放心吧，她什么也不会说的。”
15
佩里·梅森刚刮过脸，他迈着轻快的步伐神采奕奕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德拉·斯特里特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晨报。
“哎，德拉，”他说，“有什么新闻？”她瞅着他，疑惑不解地皱着眉头，说：“你打算让他们干那事？”
“干什么事？”
“逮捕福布斯夫人？”
“我没有办法。他们已经逮捕她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想让他们指控她杀人并把她关进监狱吗？”
“我没有办法。”
“不，你有办法。你知道你有办法。”
“怎么可能？”
她站起来，推了一下桌上的报纸，说：“你和我一样清楚，阿瑟·卡特赖特才是杀死克林顿·弗利的凶手。”
“哦，”梅森微笑着说，“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再谈这件事一点用处也没有。”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谈呢？”
她摇摇头说：“听着，头儿，我一直很信任你，知道你办事向来很公平。你尽可以说一些俏皮话，但你说服不了我，我认为你让这个女人蹲监狱，好让阿瑟·卡特赖特有充裕的时间逃出法网，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真相迟早会大白的。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女人休息，把事实真相现在就暴露出来呢？你给卡特赖特的时间已经够充分的了。作为这件杀人案的从犯，你的行为差不多已构成重罪了。”
“从哪方面讲？”他问。
“向警察局隐瞒你知道的关于卡特赖特的情况，你完全清楚他企图杀害克林顿·弗利。”
“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梅森说，“他也许打算杀死弗利，但那不等于他真的就去杀了他。没有证据是不能控告一个人杀了人的。”
“证据！”她大声喊道，“你还要什么样的证据？那个人来这里说了那么多话，几乎已经告诉了你他要行凶。接着他又给你寄了一封信，这封信表明他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并且准备开始行动了。后来，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人们发现那个侵犯了他权利的人已被人杀死了。”
“你有没有本末倒置？”梅森问，“如果你想胜诉，是否应该说成他杀死了弗利，然后便消失了。说他消失了，而他怀恨在心的人在他消失之后而不是消失之前被人杀死了，听起来是否有点儿不可思议？”
“你在陪审团面前尽可以这样说，”她说，“但你别想骗过我。那个男人先是立遗嘱，后又给你寄钱，这些事实表明他准备要采取最后步骤了。你和我一样明白这最后一步是什么。他一直在监视破坏了他家庭的那个男人，等待时机让那个女人知道他的出现。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便带她离开了那个家，并将她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返回来干了那件事，干完后就又与那个女人团聚去了。”
梅森对她说：“你别忘了，卡特赖特给我陈述的所有这些情况都属于我的职业秘密。”
“也许是吧，”她说，“但你不应该袖手旁观，让人们指控一个无辜的女人有罪。”
“我并没有让人指控她有罪。”他反驳道。
“不，就是你。”她说，“你建议她不要说话，她想说明自己的情况但又不敢说，因为你告诉她不要说。尽管你代表她，但你却让她蒙冤受屈，以便你的另一位当事人能够逃之夭夭。”梅森叹了口气，面带微笑地摇摇头，说：“我们谈谈天气吧，这个问题更实在一些。”
她走到他跟前，十分愤慨地说：
“佩里·梅森，我很崇拜你。你是我认识的男人中脑子最聪明，能力最强的一个，你做事一向令人赞叹不已，可这一次你却做了一件彻头彻尾不公正的事。你让一个女人陷入困境，目的是为了保护卡特赖特的利益。警察迟早会抓住他的，他们会审讯他的。可你却幻想着如果自己能转移警察当局的视线，让他们跟踪一个错误的线索，就可以加强对阿瑟·卡特赖特的保护。”
“如果我对你说，你完全搞错了。你相信我吗？”梅森问。
“不。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搞错。”她回答道。
他俯视着她，头向前伸，眼睛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怒气。
“德拉，”他说，“如果警察知道的和我们一样多，他们可能会有确凿的证据对卡特赖特立案，但是你不要自己骗自己，认为他们不会有充分的证据对贝西·福布斯立案。”
“但是就案情来说，阿瑟·卡特赖特是有罪的，而贝西·福布斯是无辜的。”
他固执地摇摇头，然后非常耐心地说：
“听着，德拉，你管的事有点太多啦。别忘了我是一名律师，我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员，我必须在法庭上代表我的当事人。
被告律师的任务就是以最有力的方式向陪审团陈述对被告有利的事实，这就是他应该做的一切。地方检察官的任务是将对检查当局最有利的事实以最有力的方式提交给陪审团，这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法官的任务是使双方权利得到适当的保护，并判断证据是否合情合理，合乎逻辑。陪审团的任务就是做出最后的裁决。我只不过是一个律师，所以应该尽自己最大能力代表我的当事人的利益，以便让他们做出对我的当事人最有利的判决。这是我宣誓应该履行的职责，也是我的当事人期望我做的一切。
“如果你冷静下来分析一下我们建立的审判体制，你就会发现律师没有别的选择。曾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当被告律师有点聪明过头时，人们就会谴责他，但是人们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地方检察官和律师一样聪明过人。所以，为了打击检查当局的嚣张气焰，被告律师就必须进行机智巧妙，有理有利的辩护。人们要想享受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就必须遵循上面这些原则。”
“这些我都知道，”她说，“我知道常常有一些人并不清楚审判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知道律师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必须那样做，但你说的这些并不能回答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