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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在千百意商场，我们还买了来深圳后的第一套床上用品：一张草席，一床特价线毯，一个双人枕头。双人枕头死贵，要98块，不过很漂亮，而且枕头也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又作了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买了。
不过，想到这几样床上用品就可以一直用到11月份，我和老哥顿时觉得毕业后来深圳，是一个无比英明伟大的决定，要是去北京，9月份就得添置厚厚的床上用品，那得花多少钱呀。
买双人枕头时，我很怕别人看到，觉得买双人枕头就意味着告诉别人这两个人睡在一起了，担心别人说“这两个人，这么小，没结婚就住在一起，不害羞”。但后来听说深圳人不太管别人的私生活，再搬家时，我很大方地把双人枕头直接抱在自己身上。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双人枕头还在我们家。它听了我们太多甜言蜜语，感受了我们太多缠绵的故事，我不会送人，更不会丢掉，只偶尔把它们拿出来晒一晒，让它们和阳光对话一番。
2、“家的感觉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
没想到在深圳搬家真的那么快，刚到深圳才一个星期，老哥他们银行就要我们从燕南路搬到深圳教育学院去，说那里的宿舍空出一间房，比这间大。
房间真的大了许多，有十来平米，里面还有一些上一任留下的家具，但也还是“三无”房，没有洗手间、没有厨房、没有阳台。不过我们很高兴，房间大了就可以做饭，做饭就有家的感觉，而且比吃盒饭省钱。
当时我的小老乡刘剑平在彩虹新都做保安，他比我们先来，我们去他那玩的时候，他送我们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前几任使用者是谁的巨型电饭煲。他从床底下搬出那个电饭煲时说：“掉了漆倒没什么，就是不自动跳闸了，饭很容易烧糊”我极领情地说：“没关系，饭熟了不跳闸，可以闻饭的香味，饭香了就拔掉插头，还可以训练我的鼻子。”
我曾经在10岁的时候，操持着巨大的铁锅和铁铲，在煤炉上做我们全家7个人的饭菜。读大学的时候，和死党笨笨，在宿舍用两只脚的电炉煮方便面。读研究生的时候，常和老哥一起用酒精炉做饭。现在居然有了电饭煲，那不是进入电器化时代了？
那个暑假，我雄心勃勃地要考当时公认最难考的证，注册会计师，白天老哥去上班，我就在家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老哥试用期只有1400块一个月，他要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一日三餐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这1400块，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来决定每一块钱的去留。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一门课是《财务管理》，我说正好“学以致用”，嘿嘿。
我们的正餐是老哥回家后的晚饭，经过我的专业精算，我们两个人每天的晚饭只能用5块钱。我每天四点多钟去泥岗路的菜市场买菜，做好饭等老哥下班回来。
那个巨型电饭煲顿时发挥了作用，我既用来做菜，又用来做饭，有时先做好菜放旁边盖起来，再做饭，饭好了老哥就回来了。遇到那种应该马上吃的菜就先做饭，把饭打起来再做菜。有时一边做饭，一边在饭上蒸菜。有时把腊肠、豆子一类的东西直接放进饭里一起做，做成菜饭，既当菜又当饭，绝不亚于现在在一流粤菜酒楼吃到的腊味煲仔饭。有时还用它煲汤，汤好以后下进面条、粉丝，超级无敌美味。
后来，当我和朋友们开心地说这一段故事时，一位80年代出生的妹妹大叫一声：“麦噶得，电饭煲还可以做菜？煲汤？”我大笑：“俺们无产阶级‘前辈’的生存智慧，你们新新人类难以想象吧？”虽然跟许多比我更老的无产阶级比，我这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当然要倚老卖老一番。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吃的饭都是从电饭煲里乘出来的东北大米、泰国香米，也没看到过爸妈用电饭煲干过别的，当然想不到电饭煲会有那么多妙用。
可是在那个暑假，巨型电饭煲是我这大厨唯一的武器。我每天变着法子做饭，每天吃的都不一样，用的晚饭钱都不超过5块。我估算着老哥回家的时间，快好了的时候，就趴在窗口看。老哥一进到院子就往我们家窗户望，望见我就猛挥手，然后一溜小跑回来。我在窗口一见到他，就立即把电饭煲插头拔了，然后乘饭，乘好饭时，老哥就刚好进屋。
老哥在亲我一下之后就开始赞不决口、“吧唧吧唧”地吃饭。他咀嚼和吞咽的声音，如同演奏欢乐颂，让我得意无比。那时他常常因为疼惜，因为感慨，因为感动而说的那些话，也比后来任何时候说的都动情。本人的贤惠，也在那一段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饭后被老哥牵着手在教育学院或银湖散步时的感觉，和多年以后在马尔代夫的夕阳里漫步，或在新疆阿尔泰的白桦林里听鸟叫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一样的宁静，一样的快乐，一样的美好。
那个暑假将结束的时候，我很陶醉地对老哥说：“哥哥，你知道家的感觉是什么吗？家的感觉就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而他老人家却说：“家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一起穷，一起快活，所以叫穷快活。”
3、五块钱的“美味佳肴”
尽管老哥吃着我用5块钱买来的“美味佳肴”大肆表扬说：“你不是用5块钱，你是用研究生的素质、律师的智慧、爱人的心思来买菜的。”但有时候，5块钱以外的这三样东西，也不是那么管用。虽然那是1996年的物价，但用5块钱去菜市场买两个人的晚饭，其实不容易。
我那时每天下午四点步行去最近的泥岗路菜市场，泥岗路当时相当地名副其实，晴天灰尘弥漫，雨天泥泞满踝。下午四点去买菜的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保姆，一类是老人，还有一类是永远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女人，后者比较多。我当时刚到深圳，对于这类着装的女人不太理解。我不明白女人优美的身体，为什么拿那样一件一统江山的劣质睡衣来罩住，很饱满的胸部，为什么用那样具有透视感的松垮文胸，穿一件脏乎乎的睡衣到处跑，为什么却像出入无人之境？我总是低着头不敢看她们。
至于菜市场那种氛围，我从来不喜欢。我总是在路上就盘算好，今天吃什么，怎么搭配，一进菜市场，立即找到想要的菜，买了就飞奔走人。但有时我想要的并没有，有时有，又不新鲜了。更常见的问题是价格不合适，有时我认为单价太贵，有时他们不愿意卖两块钱的牛肉或三块钱的排骨，我要么只能作罢，要么得换一家试试，要么要想办法说服那些打着赤膊、浑身油污的卖肉者，这些，都让我难办。
还有一次，本来是打算做肉末烧豆腐、红烧茄子的，我买下两块钱的瘦肉后，意外地发现有一家有个猪腰很新鲜，一问，要三块钱，我想，如果改做肉末豆腐加土法蒸腰花，那也很好，但那样的话总额要六块钱，超支了。
我问卖家“两块钱可不可以”，他极不耐烦地摇头。我只好走开去别家看看，走了一圈，发现别的摊档的有的猪腰不如那个新鲜，有的不如那个大，我又回到原来那家，再试着问：“真的不能两块吗？”没想到他勃然大怒：“没有钱你就别买了，三块钱都付不起还想吃腰花。我告诉你，这腰花我不卖了，两块钱？还一块钱呢！”他怒气冲冲又鄙夷不屑地看着我，鼻子拼命地“哼”出一声。
我本来只是再试试，他要不同意，我就三块钱也买了算了，完全没想到他会那么生气，我瞠目结舌，眼泪瞬间滚了出来，赶紧扭头走了，木木地按之前的方案再买了豆腐和茄子走出菜市场。
回来的时候，深圳的天空彩霞满天，但我的内心酸楚得没有一丝力气，我拖着灌了铅的两条腿慢慢往回挪着，心里无限悲哀。
快到教育学院的时候，我对自己无力地说：“这就是辛酸，辛酸也是一种感觉，辛酸也是一种体验。人生就在于各种体验，只有幸福、只有快乐，那不是完整的人生。”
接着我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错，至于他发怒不卖了，只能说明他的猪腰完全值他自己报出来的价格即三块钱，而不是我想要的两块钱，他卖的东西物有所值，发现我居然不知道这一点，还跟他还价，他非常生气，或者那一刻他心情不好，可能正为什么事生气，我撞到了他的气头上，运气不佳。
这么一分析，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卖腰花的人，接受了他的怒火。我甚至想，没准换了我，也烦了，为了一块钱，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爱买不买。
“不过，我会有钱的。”我长叹一口气后，拼命给自己补充力气：“我读了二十年书，是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考过了律师资格，现在还在备考注册会计师资格。我不相信赚不到钱，我们现在是最穷的时候，只会越来越有钱。”
我对自己说完这些之后，慢慢恢复了体力。我开始将这件事放下，“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而我的人生里，“如意事十八九”，我有限的记忆空间，只应该用来储存快乐的事情。对于不快乐的事，应该把它过滤掉。
踏进教育学院的大门时，我用劲甩了甩头发，心想，到家了，哥哥要回来了，我要象往常一样，做好5块钱的美味佳肴，等他回来。
我当然不能把这事告诉老哥，让自己的女人受穷，那是男人的死穴。男人自己受穷的时候，要么忍了，要么来一通国骂，或者展开一场愤世嫉俗的发泄，就过去了，但如果让他的女人和孩子辛酸，那会让他感觉痛到骨子里。我不能带给老哥这样的硬伤，我要养他的胃，更要养他的心。
4、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1995年的冬天，老哥在深圳找到了工作，回到我们就读的学校以后，他的主要话题成了深圳与武汉、长沙之比较（去深圳之前，他只呆过这两个城市），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深圳的公园，那是真正的公园，公家的园子，不收钱的，不要门票。”我听了很吃惊。他还说：“市中心就有个荔枝公园，很大，里面有山有湖，到处都是荔枝树，有四五个门，谁都可以进去的，一天到晚都有人在那吹拉弹唱，很好玩，风景又美。”
我当时听了无限神往，想起那一年的情人节，我们去武汉的中山公园，走路找了两个半小时，脚都走出泡了，结果进去半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一丁点大，又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还要门票。出来后想着还要走很远的路才有车搭，我气得说：“什么情人节，简直是死人节嘛。”后来我们每次回忆这句话都会狂笑不止。
和许多刚到深圳的人一样，1996年的暑假，我到深圳后没几天，就真的去了荔枝公园。尽管有了老哥的一再铺垫，还是显示了我想象力的没见过世面。我们坐在荔枝公园的湖边，望着蔡屋围一带的高楼，心里豪情满怀，觉得深圳真是和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老哥满心欢喜地说：“以后你也来深圳工作了，过了试用期，我们两个人就大概有七千块钱一个月，七千块呢，做深圳人好吧？”他说“深圳人”时，比其他的字多用了一倍的力量，这力量让我充满欢愉，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成了深圳人。
那个暑假的晚上，我和老哥经常去罗湖国贸一带逛夜景。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十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
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是24路。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但当时晚上没有灯，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的解决小急的场所，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然后猛冲。
在当时看来，那马路宽得气人。从立交桥上下来，有比较陡的坡，车速都非常快，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先瞅准车的间隙，然后迅速反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再爬上隔离墙，接着等待时机，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有时运气不好，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可能是由于太害怕，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总感觉自己对车速、对距离估计不对，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不太看得清楚。
一直犹豫到第五次，我将心一横，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刚一站定，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