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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好直抄徐（印世昌）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
然。〔２４〕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觉得虽是宣传《玉历》的诸公，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叫作“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阳无常和阴无常——而并非活无常和死有分。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如第四图版上的Ａ，阳无常何尝是花袍纱帽？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相像的，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时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难道夏天时疫多，他竟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声明；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Ｂ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刻本上取来的，图画和Ａ相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天津本指为阴无常者，它却道是阳无常。
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那么，倘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不问他胡子之有无，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为阴无常或死有分，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各随自己的便罢。
“名者，实之宾也”〔２５〕，不关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Ｃ图，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不知宣传者于意云何。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所以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然。
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为别的本子上所无。这就是我所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父之道”〔２６〕的。
除勾摄人魂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也什九站着一个高帽脚色。如Ｄ图，１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２是南京本，舌头拖出来了，不知何故；３是广州的宝经阁本，扇子破了；４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５是天津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又，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脚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２７〕？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
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脚色。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曰“阳”，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然相混了。如第四图版之Ａ，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入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何如？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A A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五期。
〔２〕 李济翁 名匡文，他著的《资暇集》共三卷，是一部考证古物、记述史事的书。
〔３〕 郝 《旧唐书》作郝，唐贞元、元和年间，为临泾（今甘肃镇元）镇将（后升为刺史）。据《旧唐书。郝传》载，“……
在边三十年，每战得蕃俘，必刳剔而归其尸，蕃人畏之如神。……蕃中儿啼者，呼名以怖之。“蕃，指当时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
〔４〕 薛尹 指薛元赏，唐武宗会员年间，曾任京兆尹。据《新唐书。薛元赏传》载：“元赏到府三日，收恶少，杖死三十余辈，陈诸市。”
〔５〕 张文远辽 张辽（１６９—２２２），字文远，三国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
人。曹操部将，屡建战功。建安二十年（２１５）孙权攻合肥，他率敢死士八百人大破权军，名震江东。
〔６〕 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区）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７〕 《百孝图》 即《百孝图说》，清代俞葆真编辑，俞泰绘图，共五卷，另附诗一卷。
〔８〕 投炉 三国时吴国李娥的故事。《太平御览》卷四一五引《纪闻》说：“娥父吴大帝时为铁官冶，以铸军器；一夕炼金，竭炉而金不出。时吴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折官物十万，即坐斩；倍又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损折数过千万。娥年十五，痛伤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炉中，赫然烛天。于是金液沸涌，溢于炉口，娥所蹑二履浮出于炉，身则化矣。”
〔９〕 《百美新咏》 清代乾隆时广东颜希源编著的诗画集，内收关于古代美女潘妃、钒娘等百人的诗和画像。分《新咏》、《图传》、《集咏》三部分。《新咏》是颜希源自己的题咏，每人一首；《图传》即画像；《集咏》是收集前人题咏潘妃等的诗篇。
〔１０〕 木兰从军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见北朝时民间产生的《木兰诗》，不见于“正史”。
〔１１〕 《隋书》 纪传体隋代史，唐代魏征等编撰，共八十五卷。
〔１２〕 陈叔宝 南朝时的陈后主。《南史。陈本纪》：“（陈叔宝）既见宥，隋文帝给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
〔１３〕 “百行之先” 语出《旧唐书。刘君良附宋兴贵传》所引唐高祖诏：“士有百行，孝敬为先。”
〔１４〕 曹娥的投江觅父 曹娥事见于《后汉书。孝女曹娥传》：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藘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在三国魏邯郸淳作的《曹娥碑》文中才有曹娥“经五日抱父尸出”的话。
〔１５〕 正史 历代封建王朝组织编写或认可的史书。清高宗（乾隆）时规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
〔１６〕 吴友如（？—约１８９３） 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他先在苏州画年画，后到上海主绘《点石斋画报》，并为许多小说作绣像，曾汇印有作品集《吴友如画宝》。
〔１７〕 拆梢 上海方言，指流氓敲诈行为。
〔１８〕 “尝粪心忧” 梁代庾黔娄的故事。见《梁书。庾黔娄传》，庾黔娄的父亲庾易病重时，“医云：”欲知差（瘥）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
〔１９〕 武氏石室 指东汉武氏家族墓葬的四个石室，四壁有石刻画像，其中以武梁祠为最早，故一般称《武梁祠画像》。
〔２０〕 《金石萃编》 清代王昶编，共一六○卷。辑录夏、商、周至宋末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余件，《武梁祠画像》也收入在内。
〔２１〕 《高士传》 晋代皇甫谧撰，共三卷。记录上古至魏晋高士九十六人。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皇甫原书记述高士七十二人，今本系后人抄录《太平御览》所引嵇康《高士传》、《后汉书》等增益而成。
〔２２〕 类书 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以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通常分类编排，也有用分韵、分字等方法编排的。
〔２３〕 章矛尘 名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著有《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等。
〔２４〕 徐世昌（１８５５—１９３９） 字菊人，天津人。清宣统时任内阁协理大臣，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任北洋政府总统。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圆滑的官僚，“听其自然”是他常说的处世方法的一句话。
〔２５〕 “名者，实之宾也” 语见《庄子。逍遥游》。这里的意思是说，事物的本身是主要的，名称是从属的。
〔２６〕 “无改于父之道” 语见《论语。学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２７〕 “伥鬼” 旧时迷信传说，人被虎吃掉后，其“鬼魂”反助虎吃人，称为“虎伥”或“伥鬼”。成语“为虎作伥”即源于此。
故事新编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
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序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
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１〕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２〕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３〕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
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４〕，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