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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急忙回礼，激动地说道：“谢谢你，好弟兄！”台下顿时响起急风暴雨般的掌声。
随后，台下的听众纷纷走上台去，把带着体温的钱币投入捐款箱内，这些人里面既有工人、学生、手工业者，也有政府职员、教师等公务人员，甚至连孤寡老人也掏了腰包，最难能可贵的是，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上献金主席台，将各人多年讨来的钱，双手擎着交给冯玉祥。冯玉祥含着眼泪代表政府将钱接过来，又代表政府庄严宣布，将这笔钱回赠给乞丐们。但是他们说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赠！
孙百里等人也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了出来，让刘汉忠送了上去。
这时候，献金大会进入了最后阶段——商会代表宣布献金六十万元！
六十万元诚然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对于庞大的重庆商会来说，却只是九牛一毛，于是会场里的各界民众议论纷纷，都认为商会献得太少了，七嘴八舌地要求他们多捐献一些，但是商会代表对此却装聋作哑，不予理睬。
参加大会的重庆各高校学生代表自动聚集在一块开会，商议促动商会献金。一个学生代表提议，每校选五名代表，到台前向商会跪求！
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商会代表不得不宣布增捐十万元。
这个数目和学生和各界民众的期望仍然相差太远，于是直截了当地喊出了“两百万”的口号。
商会心痛钱财，不肯再增加。
学生纷纷参加了跪求的行列，最后，与会的数千名男女学生竟然全部齐跪了下去，操场上顿时哭声一片！
冯玉祥再也忍不住了，含着老泪，对全场青年学生们喊道：“你们的这种爱国热情，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动的！”接着又对商会代表们喊道：“我们对这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啊！”
商会代表终于被感动了，答应捐款二百万元，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学生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庆祝献金大会圆满结束。
第二五一章 经济规律
重新回到汽车上之后，孙百里发现杜周南的神情异常沉静，似乎并没有被献金会场的热烈气氛感染，眉头微微皱起，好像正在思考问题，是他感到很奇怪——杜周南向来都比自己还要爱护、体贴民众，怎么这次如此反常呢？
孙百里正想开口询问其中的缘故，杜周南却把脸转向李黎洲，低声问道：“冯玉祥将军发起的献金运动开始了多长时间？民众的反响都像今天这样热烈吗？”
问话的时候，杜周南的眉宇之间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把李黎洲搞得有些紧张，连忙郑重其事地回答道：“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是在去年九月中旬成立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冯玉祥将军已经先后到过江津、白沙、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泸州、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每到一处，他都要召集当地各界民众召开献金大会，即席发表演讲，号召民众捐款支援国家、支援抗战。民众的响应非常热烈，纷纷解囊相助，有的男人悄悄拿出私房钱，有的女人当场摘下金戒指，有的流亡学生冒着寒风，脱下自己仅有的毛衣，有的农民拿出家里生蛋的老母鸡，甚至准备死后用做棺木的木材都拿出来卖掉了。初步估计，过去这几个月内，至少募集了三四千万元。”
杜周南点了点头，继续问道：“政府发行的公债应该也不少吧？”
李黎洲回答道：“自从办事处进驻重庆之后，国民政府已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亿元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例如去年五月份刚刚发行‘建设’公债一个亿，八月份又发行‘兴业’公债一个亿。”
杜周南眉头紧锁，接着询问起四川的经济发展状况：“四川省在抗战爆发之前只是个人口和粮食大省，经济并不发达，厂矿企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赶不上东部沿海省份，不过，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曾经组织动员了大批工厂内迁，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对这里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不知道这些企业有没有适应本地环境，取得长足的进步，从而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减轻四川民众的负担？”
李黎洲回答道：“内迁的企业分为官营资本和民营资本两大块：国民政府内迁之初，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民营资本发展的政策，并在资金和税收上面给予优惠，使民营资本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新开工的厂矿企业数目大幅度增加，老厂矿的资本额和工人数量也相应增加很多，但是随着日军攻势加剧，沿海港口越来越少，陆路通道又相继被苏联和英国关闭，经营变得日渐困难；国民政府为了切实掌握四川的经济命脉，不遗余力地发展官营资本，但凡涉及民生和军事的行业几乎全部被垄断，在日军封锁海岸之后，官营的垄断资本更是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挤压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壮大自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反而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对于这些情况，他显然了如指掌，故而一路说过来如数家珍，没有丝毫的停滞，表现出超群的能力和见解，听得杜周南连连点头，一旁的孙百里也露出赞赏的表情。
杜周南随即追问道：“那么官营资本的发展壮大是否能够对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有所帮助呢？”
李黎洲低声回答道：“非常有限！这些资本基本上都集中在几个家族手中，趁机大发国难财，哪里会管国家的死活！”说着，他的脸上露出激愤的神情。
孙百里从杜周南的问话里面隐隐约约察觉出里面的含义，但是又不敢肯定，于是问道：“杜先生，你问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想估计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
杜周南用力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道：“刚才在献金大会的现场，我就感觉有些奇怪——尽管商人重利，但是最基本的利害关系还是知道的，无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应该也不陌生，他们却始终不愿意解囊相助，实在令人费解！所以，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自身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接着他详细解释道：“四川省的人口在五千万左右，而国民政府累计发行的债券却高达二十亿元之多，平均每人要支出四十元以上，再加上不断增加的捐税、飞涨的物价，保证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难，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来消费？没有消费，商人们又从哪里赚钱？”
孙百里深有感触地补充道：“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手中不但有富庶的江浙，还有其他十几个省份来分担政府和军队的支出，现在却几乎全部落到四川人消瘦的肩膀上，居然还能够支持的住，四川民众的坚忍可见一斑！”
杜周南默然说道：“百里，大后方的情形是如此不堪，相形之下，咱们福建、江西和广东几个省简直就跟天堂一样，这样一来，国民政府肯定会要求会接着参政会议的机会要求我们把财政收入上缴中央的。”
孙百里这才明白杜周南追问李黎洲的原因，沉吟着说道：“财政上缴中央倒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只要对抗战有利，对民众有利，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怕就怕只能解燃眉之急，最后却把咱们这几个省也给拖垮了——按照国民政府目前的做法，十有八九是这种结果。”
李黎洲急忙说道：“军长，千万不可以！一旦让这些官僚资本插手福建，后果必将不堪设想，陪都的形势这么艰难，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重庆生活的这两年时间，亲眼目睹了官僚资本的种种危害，李黎洲万万不能接受它们把自己的家乡也搞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一直坐在孙百里身后座位上闭目养神的罗思柴尔德突然睁开双眼，说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战争有关的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一的乃至强制的管制，这是国民政府的唯一选择，也是客观需要。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財政困难而实施的增税、发钞、举债和外汇统制等政策是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国际惯例，虽然有诸多消极影响，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显然，作为资深金融专家，他对这些措施相当熟悉。
杜周南反问道：“国民政府超额发行法币，引起货币总量与社会需求的失衡，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使民众的生活非常困难，而接连不断的公债更是让雪上加霜，难道这也是合理的吗？”
罗思柴尔德回答道：“我认为造成大后方的通货膨胀的直接、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总需求和总供给严重失衡导致的，即使不增发货币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拿粮食来说吧，本来四川的粮食略有盈余，但是随着战争爆发，难民大量涌进，内迁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人员的供给，迅速消耗掉这部分粮食，一旦日军封锁边境通道，或者遇到天灾，粮食的供给自然出现问题。”
“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目的是维持战时财政收支平衡，但是由于财经政策不断变化，公债销售困难，而发行的数量又过多，非但没有达到平衡财政赤字的目标，反而刺激通货膨胀加剧，进行的非常失败。”
孙百里惊异地望着银行家，反问道：“罗思柴尔德先生，如果国民政府恢复对福建的财政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你们这些民营资本，难道你一点就不担心吗？”
罗思柴尔德微笑着回答道：“孙将军，我相信你会考虑两千万民众的利益，为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孙百里没想到居然得到这样的答案，连忙揶揄道：“罗思柴尔德先生很有搞政治的潜质呀！”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杜周南在仔细思考之后，开始认同罗思柴尔德的观点，于是虚心请教道：“罗思柴尔德先生，你认为目前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才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罗思柴尔德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平抑物价，恢复生产。”接着他详细解释起来：“增发货币和发行债券要立即停止，募捐活动也不能再搞；从福建等地调运粮食来缓解粮荒，使厂矿企业的生产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加大特种矿产的开采力度，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刺激民间开采——福建的原始积累不就是通过出口钨砂来实现的吗？大后方的产量低就是因为收购价格过低的缘故，一旦价格提高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虽然战争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只要解决了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粮问题，其他问题就有了回旋的余地了。”
经他这么一说，问题似乎变得非常简单了。
孙百里摇摇头，说道：“这些措施好是好，但是却并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国军每天都面对着巨大的作战物资和粮食的消耗，国民政府不采取这些措施，怎么满足军队的需要呢？”
罗思柴尔德眯缝着眼睛，狡黠地笑着说道：“这就看我们孙将军愿不愿意慷慨解囊了！不要忘了，你可是我们福建银行的董事长，放贷款给国民政府应该是个好主意吧！”
孙百里和杜周南对视一眼，对罗思柴尔德独到的眼光和大胆的做法感到十分佩服！
这时候，李黎洲轻声提醒道：“军长，我们到了！”
第二五二章 蒋委员长
李黎洲为参政员们安排的临时寓所在重庆西郊红岩嘴，这里原本是一个果园，办事处成立之后，为了转运和储存货物方便，特意从果园主人手中买下十几亩地，然后在这里修建了大型的仓库，后来，日军轰炸机连续不断对重庆进行空袭，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政府就命令所有非军事机关尽量疏散到四周郊区，于是整个办事处几乎都搬了过来，只有两三名员工在市区坚守岗位。
仓库是十几间高大的平房，整齐地排列在山坡上，前面是个几百平方米的院落，大门正对着仓库，左侧是十几间稍微小点的平房，是员工的宿舍，包括李黎洲在内的二十多名员工全部住在这里，右侧是一座三层的楼房，用来招待从福建过来的客商和政府工作人员。接到省政府的通知后，李黎洲随即雇佣工人，把楼房修葺一新，作为参政员和随员们的住处，又清理出几间仓库，给警卫人员居住，然后又在院落的四周和后面的山坡上搭建起几座竹楼，监视四周的动静。
来到办事处后，长途跋涉了几千里的人们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体质较弱的人当即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体质较好的则好奇地四处走动，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刘汉忠和杨英杰则忙忙碌碌地布置保卫工作，机要参谋指挥部下把电台搬到三楼，开始调校信号。
孙百里等人刚刚安顿下来没有多久，远处就传来汽车马达的嗡嗡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大，最后在大门口戛然而止。紧接着，一名卫士快步跑了进来，大声说道：“报告军长，委员长侍从室林少校来访。”
孙百里急忙说道：“有请！”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