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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训练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是孙百里的地方政务工作却进行得异常艰难，本来根据十九路军总部制定的计划，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把福建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份，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其制定的主要方针是‘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凡是有耕作能力的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把地主或者富农手里多余的土地按市价购买下来再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政策虽然得到了广大贫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也理所当然地被地主乡绅所抵制，他们拒绝出卖手中的土地，同时还联名上书中央，说十九路军实际上实行的是共产党那一套政策，有‘通共’的嫌疑。孙百里在实际操作中还发现，这种做法过于理想化，即使所有的地主都同意出让土地，以十九路军现在的财力，连十个县的土地都买不下来，更别说福建全省了。再加上很多政府职员都是些大户人家的子弟，对这项政策本身就有抵触情绪，执行政策更是阳奉阴违，就是勉强推行下去的几个县，效果也不显著，只有红军曾经占领过的一些地方，地主全部被赶跑了，推行的比较顺利。虽然有人建议采用和红军完全相同的手段来推行新政，但是孙百里认为过于偏激，毕竟很多地主除了拥有较多的土地，生活相对较为富裕外，本身并没有什么恶行，如果采用铁血的手段，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得不偿失。
正当孙百里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之时，远在几百里外的蔡廷锴及时伸出援手。他首先代表省政府把漳州、厦门等附近八个县划分为一个地区，正是任命孙百里为行署专员，全面负责军政事务，然后又邀请一些学者和知名人士到福建担任地方长官，并且把头一批抵闽的人员给了漳州。在欢迎宴会上，孙百里把目前的困境和各位即将上任的地方官员一说，大部分人都同样想不出办法，只有担任漳州市长的杜周南指出一条明路，他说：“福建饱经战乱，生产遭受很大的破坏，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地主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当然不愿意出让手中的土地，故而不能操之过急。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地主富农，如果经济发展迅速，投资于工厂比单纯地收取地租的收益高一倍，谁还愿意死抱着土地不放？”孙百里后来才知道，此人位曾经留学日本，并且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
孙百里打量着这个一身书卷气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反诘道：“可是怎么说服这些地主来开工厂呢？”
杜周南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政府先投资建几家工厂，等赚钱之后再多加宣传，他们自然就会趋之若鹜了。”
孙百里继续问道：“我们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连维持军队和政府运作都有些吃力，哪里来的钱投资工厂？再说建什么工厂能稳赚不赔？”
杜周南不客气地反问道：“ 孙专员知道不知道的财政主要来源是什么？”
孙百里答道：“当然是税收和田赋了！只是福建山多地少，田赋指望不上，而工业也基本上没有，税当然也无从收起了。”
杜周南胸有成竹地说：“孙专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撇开田赋不谈，单纯就税收而言已经可以有所作为了！”随后他详细地解释道：“政府的税收一般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关税、盐税、工业品的出厂税。福建省本来就拥有丰富的出口商品资源，茶叶、丝绸、瓷器和桐油都有一定的产量，只要大力整顿海关、修建码头、打击走私，就关税这一块每年就可以增加几百万的收入。至于盐税方面，目前有些私人投资在沿海晒盐，规模很小并且大都以走私的方式销售，基本上收不到税。如果由政府牵头开办几个较大规模的盐场，晒出来的盐巴由军队武装押运，只要送到湖南就可以获利一倍以上。开办盐场基本上不要什么设备，只要挑选合适的地点，由足够的人手就可以了，而这条商路一旦打通，湖南乃至贵州的大量出口物资肯定会源源不断的沿海的几个港口发往海外，这样一来不但盐税会大大增加，连带着关税也会增加很多。最后是产品税，由于基础过于薄弱，而建设工厂的周期又比较长，短期内的效果不会很明显，但是可以优先开办一些见效比较快的工厂，像蔗糖厂，火柴厂等等，通过样板效应来鼓动有钱人来投资，只要政府大力扶植肯定会见到效果的。”
听了他的一席话，孙百里顿感茅塞顿开，感慨地说：“杜先生不愧是学经济学的，经你这么分析一下，形势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杜周南笑着说：“福建虽然山多地少，但是物产丰富又毗邻大海，拥有这么多的良港，本来不是特别贫瘠的地方，只是近几年战乱过于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大量的土地荒芜，导致经济衰退。现在十九路军接管了这里，战乱有望结束，所以只要方法对头，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生息，财政收入肯定能满足自身的需要！”
孙百里高兴地说：“杜先生能不能拟定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和预算，和大家讨论一下！”
杜周南立刻回答：“我来漳州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现在就可以讨论！”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册子，递了过来。
孙百里接过来后不放心地问：“你没有到这里了解情况，怎么能因地制宜地制订计划呢？”
杜周南解释说：“我回国后在广东潮阳作过一任县长，那里的情况和这里非常相似，所以收到蔡廷锴先生的邀请函后，我就打听了一些福建的情况，制订了大致的方案。当然，肯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孙百里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份名为《闽南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小册子大略看了一遍，总体的规划和杜周南此前所说基本一致，只是更加细致入微，对每一项政策都有详尽的说明，此文写了将近一万字，内容既翔实又精辟，展示作者深厚的经济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
孙百里看完后把小册子递给旁边的人，说：“这份规划书非常好，连我这个不懂经济的门外汉也能看懂，可见杜先生在上面倾注了不少心血！在座诸位都是即将上任的地方官，计划的实施肯定要仰仗各位，所以请大家都看看！”
等计划书传阅一遍后，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发表看法，大部分都是赞誉有加，只有一个从广西过来的教育界人士提出异议，这个叫卢宏图的黑脸年轻人说：“我也觉得杜先生的规划书非常好，而且适合福建的民情！但是很多地方都触及到本地地主豪强的利益，而政府当中有很多官员和这些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执行计划肯定会大打折扣！我们这些人虽然可以控制一些要害部门，但是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支持如何能顺利地推行计划呢？”
孙百里点头说：“是啊，我正在为这个问题头痛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杜周南不好意思地摇头说：“我在潮阳推行经济发展计划时，广东在陈济棠的治理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故而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卢宏图迟疑地说：“广西实行的民团制度倒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省政府不一定会同意这样干，因为容易招到中央的猜忌。”
孙百里好奇地问：“什么是民团制度，卢先生可以先说来听听吗！”
卢宏图回答道：“所谓的民团制度就是把地方上的保甲长和民团骨干一起集中到省城培训，通过强化教育让这些人首先接受新政策，再派回地方上担任要职，这样一来不但推行经济计划非常顺利、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同时将来征兵也会容易很多，我们广西一直坚持把民团学校，效果非常显著。”
孙百里如释重负地说：“就这么办！把这些人集中到漳州来，和军官们一起受训，由我和杜先生给他们亲自授课，既普及了新政策也培养了大量的后备军人，一举两得！至于省府那里，大家不用担心，由我去争取！”然后又对卢宏图说：“我想干脆成立一个学校，专门培养军官和地方干部，校名就叫‘漳州军政学校’，这个校长就有劳卢先生了！”
卢宏图连连摆手，说：“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
孙百里诚恳地说：“我们这里只有你对民团制度非常了解，这个校长的位子非你莫属！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见孙百里态度坚决，卢宏图不好再推托，就顺势答应下来。
解决了最为棘手的问题，孙百里心情非常舒畅，连忙乘热打铁和杜周南等人把推行新政策和创办学校的具体步骤和实施办法敲定，众人一直忙活到深夜才大致弄出点眉目。孙百里连忙命人准备夜宵，吃完后又安排卫兵把众人送回寓所。
等众人离开之后，孙百里兴奋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脑子里没有一点睡意。看着堆放在桌上草草拟定的各种方略，孙百里预感到，在这些人的通力合作下，漳州的历史必将翻开新的一页！
第十章 平定叛乱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半个月后，‘漳州军政大学’在城外的一座破庙里开始授课，首批入学的近百名学生中，除了二十几个军官外，其余的都是各地民团的骨干和保甲长。学校采用轮训的方式，每两个月为一期，计划用十个月的时间完成第一轮的培训。由于师资力量严重缺乏，学校暂时只开设了四门课程：历史，经济、军事和政治，其中军事课由孙百里主讲，杜周南负责经济和政治，而历史课则由校长卢宏图亲自操刀。开学当日，在孙百里的刻意安排下，学员们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由独立旅的士兵担任仪仗队，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来到学校门口。同时邀请各界的名流士绅参加剪彩活动，一时之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吸引了无数市民前来围观，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下，学员们顿时感到无比荣耀，达到了孙百里预期的效果。
办完这件大事后，孙百里立刻向省府推荐杜周南担任行署的财政厅长，全权负责漳州的经济事务，蔡廷锴当即批复同意。杜周南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的推行他的经济政策，降低关税、整顿海关、打击走私、开办工厂等举措齐头并进，漳州地区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那些原本对这个军政府持怀疑态度的资本家、小业主以及地主乡绅，发现政府主动投资工商业，随即停止了观望，开始试探着兴办一些规模和投资较小的工厂，漳州地区的发展开始慢慢地走上正轨。
孙百里开始还坚持上午在行署处里公务，下午到学校授课，后来见杜周南办事老到，干脆把政务全部放手给他处理，自己则全心全意地投入军队的训练当中。孙百里首先安排全旅按照孙氏操典的要求对士兵进行单兵科目的训练，＇奇‘书‘网‘整。理'提。供＇等取得一定的成绩后就开始演练各种战术和步炮之间的协同。同时他还以日本军队为假想敌，强化拼刺技术的训练，以及如何在空中打击下与敌人接战。孙百里希望通过比日军更加严格的训练来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并以此来弥补和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许多刚刚入伍的新兵对严格的训练颇有微词，但是听了参加过上海之战的老兵的切身体会之后，也毫无怨言地投入训练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的训练在卓有成效的进行，漳州的经济形势也开始全面好转，然而前线的形势却越来越严重！
本来十九路军入闽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闽西对红军采取守势，安定防区的秩序，同时经营闽东南，作为十九路军的后方基地。首先把横行闽东南永春、大田、仙游、莆田等地自由行动的陈国辉部用武力解决：先将陈国辉扣留，在当地人民请求下，加以处决，并派兵将该部数千人彻底肃清。随后盘踞各地的其他地方势力迫于压力，纷纷表示接受十九路军的指挥，十九路军获得了一个较为牢固的后方。然而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消极剿共的态度极为不满，连续电令进击红军，否则军法从事。蔡廷锴不得不派出七十八师区寿年部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不料该师抵连城不久，即遇红军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把七十八师包围在连城。经过三天苦战，抵挡不住红军的攻势，最后只好弃城东撤，损失达两团部队。获悉连城失守后，蒋介石大为恼火，从南昌行营来电申斥，命令夺回连城。于是蔡廷锴令六十师龙岩进至永安，又令六十一师由泉州经大田向沙县集中，同时自己亲率补充师进至水口、尤溪口西岸地区，组织防御。然而六十一师又在延平、青州附近被击败，损失惨重。
前线吃紧的消息一经传来，在土地改革中失去土地的地主和被强制收缴了武器的地方实力派纷纷召集人马，联合一些土匪，攻击各地的保安团，妄图借机东山再起，重新割据地方。其中闽东南地区不但是最早推行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