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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行！”他对外科医生、外科主任、主治医师说。
大家反复劝说他，吓唬他，可他总是一句话：“绝对不行！”
他立下了字据。
十二月，他被抬上护送伤员的加温车箱。列车沿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窄轨，经特兰西瓦尼亚驶向雅西。换车，卫生防疫检查，然后列车在我国境内铁路线上奔驰，开往基辅。手痛得难以忍受。他竭力不去看它。隔着绷带也能看到黑色斑块。他隐瞒自己的体温，担心把他赶下列车。
一月底他们才到达莫斯科。
莫斯科的天气冷极了。常常风雪交加。街上很少清扫，到处堆满积雪。汽车、公共汽车、电车排成串在街上行驶。屋檐下挂着冰柱。人行道简直变成了冰丘和溜冰场，滑得站不住。胡同两侧积雪如山，几乎无法通行。
戈尔斯科夫被送到斯韦尔奇科夫胡同原l13中学里的一所野战医院。这是一所老医院了，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显然，战争一开始就有了这所医院。
“耽误了，年青人，耽误了！”
“可能是坏疽！”
拍了片子。
“弹片没有取出来。还有一些碎片和碎骨！”
戈尔斯科夫再次被送去做手术。
“大夫，您能保住我的手吗？您要知道，我没有手就……”
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尽力，年青人。”
手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整个手术过程中，戈尔斯科夫既能看也能听，但是没有任何感觉。后来他就不知道了。
醒来之后，摸了摸手：还是完整的。
他看了一眼窗外，窗外寒鸦呱呱鼓噪，麻雀和鸽子蜷缩在屋檐下。
积满白雪的屋顶俨如一顶巨大的帽子。许多人家的通风窗口都伸出小手炉的烟囱。一幢大房子的左边一角被打坏，墙上千疮百孔，弹痕累累。
“显然是炸弹炸坏的，”戈尔斯科夫心里想。
二月，红军节前夕，斯韦特兰娜想方设法来到了莫斯科。
“亲爱的，我的好朋友！你怎么样了？”
一见面她就用“你”和他谈起来。
他已经觉得好多了。
“我正在服盘尼西林！您收到我的信了吗？”
其实又何必问呢？真是个怪人！
“当然收到了，不过信根本不是你写的。”
“您瞧，我暂时还不能自己写，”他承认说。“是请邻床病友代写的。”
他觉得斯韦持兰娜变多了。是更漂亮了吗？还是严肃了？成熟了？
她马上在病房里忙碌起来。病房里有了水桶和抹布。重伤员身边的便器也拿出去了。卫生员人手不够，所以斯韦特兰娜的帮忙也正是时候。
斯韦特兰娜呆了一个多星期。大家对她已经熟悉，当她要离开的时候，不但戈尔斯科夫感到难过，病房里的所有伤员都不好受。
“一定要写信，”斯韦特兰挪嘱咐道。
“怎么写呀？”
“用左手，学着写。”
“可我左手也少了三个指头啊！”
“反正学着写！”
他学写字难受之极。试着拿起笔来，字写得简直不成样子，算了。又试着画画。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窗外的松树和橡树。难看！
画呀画呀，画呀。两个指头握笔，而且是左手，太不方便，太困难。但他始终握住笔，继续在纸上画。
战争在我国国境以外很远的地方进行。斯大林在二月十三日的命令中提到了他们的师，他们在布达佩斯战斗中打得很出色。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全力向柏林挺进。
他给斯韦特兰娜和萨沙·费多托夫写了两封信，字迹已经不那么潦乱了。他在信里祝贺萨沙和全体法庭工作人员在布达佩斯战斗中的胜利。
而给斯韦特兰娜写的是什么呢？对于他们的关系他想了很多。是爱情吗？天知道。也许是热情吧？她年轻、纯洁，谁不喜欢啊。而且她来过医院，一天忙到晚，尽心照料他！但是，总好象有一种什么东西使他感到不安，使他约制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他给斯韦特兰娜写的信虽很友好，但很注意分寸，象往常一样，用的称呼是“您”。
她很快就回信了，比萨沙·费多托夫的回信来得早些。
“我亲爱的，我的亲人，我的好人！为什么你的信写得那么忧郁？是不是伤势又恶化了？你听了我的建议，用左手写信，你真聪明，好样的！你现在可以开始画画了！”
他确实已经开始用左手画画。风景画画得不好，肖像画还凑合，基本达到预期效果。他画邻床伤员、医生、护士。他们都很满意，赞叹不已，当然啦，有谁给他们画过像呢？
戈尔斯科夫既画铅笔画，也画水彩画。画水彩画好一些，铅笔难掌握，颇使他伤脑筋。水彩颜料好对付，常言说，随便舞弄两下就成，而且不象油画颜料，不必花那么大功夫去调。当然，他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吸引他的还是油画。
五月，胜利后的第三天，他出院了。右手戴上了黑色手套。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可是怎样开始呢？
第三十四章
莫斯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五月的天气与这种喜悦的气氛正相宜。人们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多少人为它献出了生命。
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决定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去什么乌曼，也不是寻找斯韦特兰娜。他决心坚定不移地画画。为什么？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但他心里知道：要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舍此别无其他出路。
斯韦特兰娜以及她家的藏画——珍贵的、多种多样的、稀罕的画——对他仿佛都格格不入了。他越想，斯韦特兰娜和他的距离越远。
卡佳，卡佳—卡秋莎。一去不复返了
可生活仍在延续。
应当设法在这个大地上安顿下来。
重新去寻求爱情吗？
爱情不是寻求得来的。
对薇拉的热情完全消散了。
也许这倒是件好事。
需要奔到列宁格勒，找到她，把战前那充满光明的一切再夺回来吗？
也许…也许……也许就是……
他还算走运。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艺术家协会莫斯科分会和格列科夫画室热情接待了他。大家都很赞赏他的《甜睡的姑娘》、《叛徒》和《撤迟》。这种赞赏具有权威性，而且产生了效果。俄罗斯博物馆买下了《甜睡的姑娘》，并立刻陈列了出来。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买下了《叛徒》和《撤退》，但却藏进了收藏室（“您自己也知道，现在胜利了，而这个主题……”）。然而，毕竟是要了，这是主要的。
秋天，戈尔斯科夫进了莫斯科省立1905年美术学校，同时开始在格列科夫画室画画。并且，他在斯特罗门克大街的一所公寓里得到了一个房间。
以往，他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战前的美术学院。而现在则以同样的心情想到美术学校和画室。但战争教会他的东西却多得多，无法估量。显然，没有震荡，没有悲剧，就没有真正的艺术。
他的名字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出现。他对此反而感到苦恼。用左手画画已无可能，而用右手又暂时做不到，他就试着带着手套画。那使他获得赞誉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而新的呢？
秋去冬来，如今又迎来了春天。这时，他突然决定：“到列宁格勒去！立刻就去！”
给了他一周的假期。
在列宁格勒他知道两个地址：俄罗斯博物馆和拉赫金大街。他不去马拉塔衔，以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在俄罗斯博物馆里，他久久地端详看自己的那幅《姑娘》。现在，画装上了漂亮的框子，似乎已经不同于卡佳的形象，与他自己原来所画的也不同了。
“有意思，”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自言自语地说。
在拉赫金大街他找到了那幢熟悉的房子和号码，按了一下门铃。
开门的是薇拉。
“是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可以吗？”他问。
“你是从医院来？”她发现了他的那只手。
“早出院了，去年就出院了……”
她仍然站立在门口。
“可以吗？”他又问。
“当然，当然，请进，”她急忙把他领进房间。
他把军大衣放到沙发上，心里责骂自己：来列宁格勒之前竟连一件象样的大衣都没买。
“女儿呢？”他环视了一下四周。
“卡秋莎在幼儿园。”
“真怪，也叫卡秋莎。”他想。
“嗯，那……”他踌躇起来。“他呢？”
薇拉懂了。
“他早就不在……”
“他牺牲了？”
“哪里！活着，还很健康，不过我们不来往……”
他们的谈话显得有些尴尬。
“你家里其他人呢？”
“在封锁时都……只有我和卡秋莎活出来了……”
这时，正是这时，一幅新作的构思产生了。画名就叫《初生子》。对，就叫《初生子》。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冬天，四二年十二月。窗前，一位母亲抱着婴儿。也许，是薇拉，是卡佳，也许是别的什么人，但这无关紧要。《初生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胜利！
薇拉好奇地望着他，发现他的左手少了三个指头，问道：“这也是医院给弄的吗？”
“这是以前……”
一阵沉默。
她终于回忆说：“我在报上看到许多有关你的报道。我还到俄罗斯博物馆去过。”
“我知道，”他随口说。
谈话又停顿下来。
忽然他站起身来说：“这样吧，薇拉，准备一下，带上你的卡秋莎，我们到莫斯科去。你的小女儿我收为义女。同意吗？”
薇拉的脸色顿时惨白，接着问道：“你不是可怜我吧？”
“决不是。”他坚决地说。“我还要来，晚上来。”
说完他披上大衣，走了出去
第三十五章
他们结了婚，又—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关系虽然复杂，但却正常。薇拉很长时间不愿再生第二个孩子，但在五七年终于下了决心，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儿子科斯佳。
五十年代初，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遇到过一些不愉快，是关于他的《叛徒》和《撤退》的事。好多过去赞扬过他的人，又回过头来指责他有悲观主义、消极情绪。但这一切也早巳过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早就把他的画从收藏室里拿了出来。在俄罗斯博物馆，《甜旺的姑娘》旁边出现了他的《初生子》，这是他脱掉黑手套之后的第一幅画。
此刻，在回顾这些年头时，他并不否认，《初生子》的构思在当时要比他对薇拉的感情更重要。可是，薇拉已经不在人世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而在当时……
卡秋莎满十六岁时，家里发生了第一件不幸的事。经过诊断，卡秋莎患了颠癫病。据薇拉回忆，是隔代遗传。她父亲就曾患过颠癫病和酒精中毒。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办法呢？卡秋莎上了中学，后来又进了医学院，结了婚，在门诊部找到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她不能值夜班，不能生孩子，许多事都不能干。但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第二个不幸并不是接睡而至，而是在隔了许多年之后，是在七０年，薇拉中了风，一年半之后复发而亡。他安葬了薇拉。接着，第三个不幸降临了。母亲去世前夕，科斯佳考进了语文系，开始非常高兴（他向往已久！），可不久就弃学了。起初还以为这是母亲去世的影响。实际上不是。他曾三次掇学，三次放弃了临时工作……现在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同他断绝了来往。
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常常埋头画画，一个劲地画。大概，他从来没有象最近几年画得那么多，而且画得也并不比《甜睡的姑娘》、《叛徒》、《撤退》和《初生子》逊色。人们赞扬他的《鲜血》、《最后一粒子弹》、《孩子们》和《自画像》，而且对他的作品议论得也很多。那幅《自面像》描绘的是四０年那个值得纪念的傍晚他在德布勒森广场上的情况。画的是自己，又不完全是自己。
叶夫根尼娅·米哈依洛夫娜撰文谈过他运用色彩的问题，见解与费多托夫不谋而合。他还记得费多托夫的话：“你是天生的色彩派……”她也说得很中肯，色彩的协调帮助他达到了表现悲剧的顶峰，这是不容置疑的道理……
他想画一点时髦的东西，但结果力不从心。可画原先那些题材，他还是得心应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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