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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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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8〕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9〕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0〕呀!”“猗欤休哉〔11〕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12〕,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 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毒,却还不下于流言,尤其是有谁装腔作势,要来将这撒去时,更足使乏人和白痴惶恐。我本来也无可尊敬;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六月二日晨。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莽原》周刊第七期。
  〔2〕 指署名“瞎嘴”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的致作者的信。这封信攻击作者的《青年必读书》,其中说:“我诚恳的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
              (按着重号系原件所有)
  〔3〕 掉文袋 亦作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4〕 孔明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蜀汉丞相。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曾任南宋宰相,加太师衔,是主张降金的内奸,诬杀抗金名将岳飞的主谋。
  〔5〕 关于宋朝不许南人做宰相,据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载:“太祖(赵匡胤)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这个“祖制”,在真宗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江西新喻人)做了宰相后,就被打破。
  〔6〕 指陈西滢。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
  〔7〕 “研究系”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研究系”。“交通系”,袁世凯的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奉命组织他的部属为“公民党”,充当袁世凯当选总统和复辟帝制的工具,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交通系”。
  〔8〕 指苏联人王希礼,原名瓦西里耶夫(B。A。QRGPLMST),俄文本《阿Q正传》的最初翻译者,当时是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作者曾为他的译本写过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后都编入《集外集》中。
  〔9〕 “空穴来风,桐乳来巢” 语出《文选》宋玉《风赋》李善注引《庄子》(佚文):“空阅来风,桐乳致巢。”据晋代司马彪注:
  “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著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这里的意思是说:流言之来,一定是本有可乘之隙的缘故。
  〔10〕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
  〔11〕 “猗欤体哉” 叹美词。
  〔12〕 八面锋 锋利无比的意思。清代陈春在《永嘉先生八面锋》(传为南宋陈傅良著)一书的跋文中说:“物之不可犯者锋,锋而至于八则面面相当,往无不利。”
                咬文嚼字〔1〕
                   三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之后,颇使我觉得惊奇,想考查这家庭的组织。后来,幸而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发见了“与此曹子勃厍相向”这一句话,才算得到一点头绪: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犹”之“妇姑”。于是据此推断,以为教员都是杂凑在杨府上的西宾,将这结论在《语丝》上发表〔2〕。
  “可惜”!昨天偶然在《晨报》上拜读“该校哲教系教员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见书投寄本报”〔3〕的话,这才知道我又错了,原来都是弟兄,而且现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儿子阿丕和阿植〔4〕似的。
  但是,尚希原谅,我于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只因为我不想圈,并非文章坏。
  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5〕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六月五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京报副刊》。
  〔2〕 即收入本书的《“碰壁”之后》。
  〔3〕 汪懋祖(1891—1949) 字典存,江苏吴县人,当时的女师大教员,是杨荫榆迫害学生事件的积极参加者。杨荫榆宴请评议员于西安饭店,他也列席。他在这篇致“全国教育界”的意见书(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晨报》)中,诬蔑学生,颠倒黑白,对杨荫榆大加推崇:“杨校长之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女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有所不辞。今反杨者,相煎益急,鄙人排难计穷,不敢再参末议。”
  〔4〕 阿丕 即曹丕(187—226),曹操的次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7〕。阿植,即曹植(192—232),曹操第三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8〕。
  〔5〕 《七步诗》 《世说新语。文学》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选录此诗,注云”本集不载“,并附录四句的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清代丁晏的《曹集诠评》中关于此诗也说:”《诗纪》云’本集不载‘,疑出附会。“
                忽然想到〔1〕
                   十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2〕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3〕。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
  ,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4〕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5〕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Bernard Shaw)〔6〕,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Henri Barbusse)〔7〕,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
  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
  我并非说我们应该做“爱敌若友”的人,不过说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倘有敌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而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辩诬之后,不过想得点轻微的补偿;那办法虽说有十几条〔8〕,总而言之,单是“不相往来”,成为“路人”而已。虽是对于本来极密的友人,怕也不过如此罢。
  然而将实话说出来,就是: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这几天有些纸贴在墙上,仿佛叫人勿看《顺天时报》〔9〕似的。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10〕,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12〕,大可以借此来磨练。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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