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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3-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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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
  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
     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
  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 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捌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 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
  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 董卓(?—192)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侧、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 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 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
  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7〕 《三国志演义》 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8〕 严可均(1762—1843) 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
  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1808)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9〕 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10〕 刘师培(1884—1919) 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11〕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12〕 《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13〕 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死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14〕 “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 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15〕 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16〕 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17〕 曹丕(187—226) 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18〕 曹植(192—232) 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19〕 曹当(204—239) 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20〕 《文选》 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21〕 “为艺术而艺术”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T。Gautier)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22〕 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23〕 文章小道 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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