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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团、人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
“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
“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一年之后，共和国平反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刘少奇不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l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胡耀邦就对于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胡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胡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胡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 上报党中央。l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l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l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根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l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
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胡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作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从而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禁区， 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 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胡耀邦传奇第八节 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第八节 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墓本路线，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与赵紫阳等走上了前台。
胡耀邦曾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在取得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形成，胡耀邦，赵紫阳走上了前台。
1982年9月13日下午， 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和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二十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讲台上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三百四十七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二百八十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这种朴素、亲切的气氛，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完全一样。但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
胡耀邦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在一中全会结束前的讲话中，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四点意见。一他讲完后，满怀激情地说：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从现在起，今后五年内、、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同我们这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战斗指挥部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
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时时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够不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
这一席充满信心的语重心长的讲话，深深地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春雷般的掌声，顿时席卷全场。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出席、列席全会的人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一千七百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梯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摸两百来张靠背椅。十二大的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代表或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七十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七十岁的领导人，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一起，盘腿席地而坐。虽然他今年已六十九岁，可是按规定，也没有坐在椅等上。代表们笑着议论说：这正是我们党所倡导的敬老尊贤，党内平等，不搞特殊化等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具体体现。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是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交接班的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十二大顺利地、有意不紊地进行交接班，这是罕见的。正如陈云讲话中指出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新老交替的问题，在中国是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被提出来的。那时候，党中央领导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存亡的大问题被搁置下来。
干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地摆在党的面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 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的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后来，邓小平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说：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鉴于党历史上曾经有过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后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那种侧重个人交接班的失败的教训。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
19gr） 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由于犯“左”的错误而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了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胸怀，为党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四至六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和三十二。
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党历史性的创举，是根据中国党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党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目的是要使中央委员会能逐步更年轻化一些，同时相应地使一些老同志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早在七十年代的后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他同时指出，顾问委员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要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根据新党章的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它要对中央委员会起支持和传帮带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委员除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外，还要对党有过较大贡献， 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十二大选出的172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3．3岁， 其中81岁以上的有14人，年龄最小的为63岁；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人党的占97％以上；他们中间有64人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和委员。
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将在老一辈人的直接培养和扶持下挑起重担，成为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里112位55岁以下的中青年， 是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