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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将在老一辈人的直接培养和扶持下挑起重担，成为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里112位55岁以下的中青年， 是在党中央这些年来不断敦促下从全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第一批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这些将要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培养、扶持下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央决定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让他们同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全体领导见一次面。
9月13日下午， 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后，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 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人大厅。中央领导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唱名，向中央领导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一样，原地站了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亲切地的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测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面前，同中央领导同志—一握手。这39人，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任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 只是中央委员会112位55岁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胡赵担纲制订“七五”计划，坚定改革信念，承担风险。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个幽静院落，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组，正在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赵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赵紫阳在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传达中央对“七五”计划的看法时明确指出了这个总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一再讲到：如果我们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对“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为了考察“七五”计划战略设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央领导除了在中南海运筹之外，还到全国各地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阶段，无论是胡耀邦出访南太平洋五国，彭真对日本的访问，还是赵紫阳对西欧三国的考察，他们都想到要了解中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世界环境，称一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经济发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体细致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田纪云等都曾多次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新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还为起草小组邀请了一些
“外脑”，其中不仅有一些负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颇有建树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许多重要想法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南海传递到西郊起草小组所在的大院里，使在这里酝酿起草的“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框架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深化。
经过认真地讨论和修改，六月间，形成了（建议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讨论的第一稿。
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在中南海内外展开了。
7月上旬， 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草稿逐句逐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过了不久， 在北京举行了有207人参加的为时一个星期的大讨论，其中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有老中青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特意从地方和大企业请来的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
在此期间，中央把《建议草案》草稿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的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
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同时都收到了
《建议草案》草稿，请他们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各地参加讨论或个别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经过八易其稿，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的雏型为目标，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当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也不回避，而是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
胡耀邦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胡耀邦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两神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一致赞成胡耀邦阐述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争妍。
30日下午2时半， 一辆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在怀仁堂的朱红大门前停下。这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的会议厅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怀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场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
政治局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在4月19日的例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向在外地的陈云汇报。政治局常委对纪要都表示同意，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了集思广益，政治局请书记处、国务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人列席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四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这是继五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又一个重大步骤。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人、财政收人都占全国之半；科技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加快这一地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带动、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中央反复考虑的一个战略思想。现在，开始逐步付诸实现了。
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确定了我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
1982年1月， 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就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围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他还指出，马克思。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开来。
当代许多事例也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联邦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的复苏和起飞，都大量吸引了外国投资，引进了外国技术。历来有大量资本输出的美国，同时也有大量资本输人。
1982年美国在国外的资产为8340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资产为6660亿美元。据今年5月ZI日出版的一期《美国与新闻世界报道》 的预测，到1985年底，美国在国外的资产将达到9500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资产将达到9700亿美元。美国作了很大的努力，从别区引进他们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苏联从六十年代以来借用外资累计达280亿美元， 用来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资源。各国之间经济交流日益扩大，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大特点和必然趋势。
党中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过，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只是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缺少建设资金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外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仍将是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度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