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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呢。
我参观了许多房间，但是我不愿再拿这一些奇闻来打扰读者了，因为我总希望能说得简单一些。
到此为止，我只参观了科学院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专门供沉思空想的学者在里面研究的。
让我再介绍一位著名人物，然后再谈另外一部分的情形。他们都管他叫做“万能学者”。他告诉我们，三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怎样改善人类的生活。他占了两间大屋，里面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五十个人在里面工作。有的在把空气凝结成干燥可触的固体，他们首先从空气中提出硝酸钠，再把液体分子过滤掉；有的在使大理石软化用来当枕头或针毡用；还有些人在替一匹活马硬化马蹄，使它们不会跌倒。学者自己正在忙着订两项伟大的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用枇糠来种地，他坚持秕糠有真正的胚胎作用，他作了好几种实验来证明他的说法，不过我还是弄不明白，这也许是因为我太笨了。另一个计划是把一种树胶、矿石和蔬菜的混合物涂在两头小羊的身上，不让它们生毛；他希望经过相当的时期，在全王国推广繁殖一种无毛羊。
我们走过一条通路就到了科学院的另一部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那里面住的是空想的设计家。
我看到的第一位教授正和他的四十个学生在一间大屋子里工作。行礼以后，他看见我在出神地望着那占了整个房间大部分地方的架子，他就说：我看见他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实际的、机械的方法来改善思辨知识也许会感到奇怪，但是不久世界上的人就会感到它是有用处的；他自己恭维自己，说什么还没有人想到过这样一个高贵而卓越的计划。大家都知道，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要花多大力气，但是，应用他的方法就是最愚蠢的人只要付出相当的费用，作一点体力劳动，就可以写出关于哲学、诗歌、政治、法律、数学和神学的书籍。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和学力。于是他就领我走到架子跟前。他的学生就一排排地站在架子的四边。
这是一个二十英尺见方的架子，放在屋子的中间。架子的表面是用许多木块构成的，每块都有一颗骰子那么大，但是中间也有大一些的。木块都用细绳连在一起，每一面都贴着一张纸；纸上写满了他们语言中的词。这些词都按照不同的语态、时态和变格写了出来，不过并不按次序排列。教授要我注意地看着，因为现在他要开动机器了。学生们听他的命令，每人都去抓住一个铁把手。原来在架子的四周装着四十个把手。他们突然把把手一转，词的排列就完全改变了。接着他就吩咐三十六个学生轻轻地念出架子上出现一行行的文字，并且命令他们一发现有三四个词连在一起可以凑成一句话的时候，便念出来让下余的四个学生把句子写下来，他们担任书记的工作。这种工作一连要作三四遍。按照这部机器的构造，每转动一次，木方块就会翻一个个儿，于是上面的文字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年轻的学生们一天作六小时的工作。教授把许多对开本的大书拿出来给我看，里面已经搜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拼凑起来，利用这些丰富的材料编写一部科学文化全书贡献给世人。如果公众能筹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部这样的机器来从事这种工作，同时要管理这些机器的人都把搜集的材料贡献出来，那么这项工作还可以得到改进，而且可以加速完成。他告诉我：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一项发明；他已经把全部词汇写在架子上了，他也周密地计算过书本里出现的前置词、连词、叹词、名词、动词和其他词类的比例。
我非常感激这位名人对我作了详细的说明。我并且答应他：如果我运气好能够重返祖国，我一定会替他宣扬，说他是这架奇妙机器的独一无二的发明者。同时我请求他让我把机器的式样和构造用笔在纸上画下来。
我告诉他：虽然欧洲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如果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部机器，他们就多少能占一点便宜，争着要作这架机器的真正的发明者，但是我一定多加小心使他能独享盛名，叫人无法跟他竞争。
接着我们就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语言。
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他们的方法就是把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节词，把动词和分词省掉，因为事实上可以想象的事物都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是取消语言中所有的词汇。大家认为这种改革不但对于身体健康有益，同时，对表达思想更加简练也有好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说出一个词来多多少少都会侵蚀肺部，结果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在谈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表示意见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来得方便吗？要不是妇女和俗人、文盲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发明早就已经实现了，这对于这个国家的臣民有莫大的方便，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但是妇女和俗人、文盲们要求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不然他们就起来反抗。俗人常常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很多硕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执行这种以物示意的新计划：这种办法只有一点不方便，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较多，范围也较广泛，他就不得不把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能雇一两位健壮的仆人在旁帮助，他就不能便利行事。
我常常看到两位学者被背上的重荷压得要倒下去，像我们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就会放下负担，打开背包，整整谈上一个钟头。谈完话以后，才把谈话工具收起，彼此帮忙把负荷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很短，只要把工具放在衣袋里，或者挟在臂下，也就很够用的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谈话．那他就不会为难。所以在用这种办法谈话的人聚会的房间里都摆满了各种东西，凡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谈话方法所必需的设备都近在手边。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它可以作为一切文明国家都可以通晓的共同语言，因为各国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类似，所以它们的用途就很容易了解。这样，驻外大使尽管完全不懂外国语言也有资格和外国的亲王‘大臣打交道。
我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教师的教授方法是我们欧洲人想象不到的。命题和证明都清清楚楚地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学生们把饼干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只准吃一些面包，喝一点水。饼干消化之后，色彩就带着命题走进了脑子。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一方面因为墨水的成分有错误，一方面因为孩子们性情倔强，他们觉得这种药吃下去令人作呕，所以他们常常躲到一边，不等它们发生作用，就把它们吐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太不听话，并没有按照处方上的要求，实行长时间的禁食。
第六章
科学院概况（续）。
作者提出几项改进意见，都光荣地被采纳了。
我在政治设计家学院受到了冷遇；照我看来，学院里的教授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由感到悲伤。这些郁郁不乐的人正在提出规划：劝说君王按照个人的智力、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教导大臣考虑公众利益；奖励立下了功勋、才能出众和作出出色贡献的人；指导君王把自己的真正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提拔力能胜任工作的人担任官职；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荒诞不经、无法实现的空想，那都是以前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使我更加相信一句老话，这句话就是：凡是夸张悖理的事， 无一不为一些哲学家认为是真理。
但对于科学院的这一部分我要说句公道话：必须承认科学院的人并不完全是幻想家。
这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医生，他似乎精通政府的性质和体制。这位名人善于应用自己的学识给各公共行政机关所常犯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堕落行为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弊病一方面是因为执政者犯下了罪行和过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被统治人民放纵淫逸所造成的。比方说，所有作家和理论家一致认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说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点来得更明显呢？既然人体和政体都应该保持健康，那么同一处方不就可以治愈两者的共同疾病吗？大家都认为，参议员和枢密顾问官常常犯噜嗦、冗长、感情冲动的毛病，以及其他歪风邪气，他们头脑里有许多毛病，而心病更多；他们有时剧烈地痉挛，两手的肌肉和神经痛苦地收缩，特别是右手的肌肉和神经更是如此；有时他们还会动肝火、腹胀、头晕、昏迷；有时他们还会生含有致命毒脓的瘰疬肿瘤；还会犯酸性逆气、吐沫、善饥易饿、消化不良，以及许多其他病症，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此，这位医生建议：参议院开会时，头三天得请几位大夫列席，每天辩论完毕，他们就替每一位参议员诊脉；经过周密考虑，讨论出各种病症的性质和治疗方法以后，医生们就应该在第四天带着药剂师，预备好各种对症药品赶回参议院；议员入席以前，让每人按照病情服用镇定剂、轻泻剂、泻利剂、腐蚀剂、健脑剂、缓和剂、通便剂、头疼剂、黄疸剂、去痰剂、清耳剂；在下次开会时，再按照药性决定是否再服，换服它药，或者停服。
这一计划对公众负担不会很大，所以我认为在参议员有立法权的国家里，这对于提高办事效率会起很大作用。它可以造成全场一致的气氛，缩短辩论时间，让缄默的人讲话，叫乱说话的人住口；改正老年人的执拗，遏制青年人的性急；让糊涂人清醒，也使冒失鬼谨慎。
同时，因为大家埋怨君王的宠臣记性很坏，医生就又建议：任何人谒见首相大臣，简单明了地报告完公事以后，要辞退的时候，应该拧一下这位大臣的鼻子，或者踢一下他的肚子，或者踩一下他脚上的鸡眼，或者把他的耳朵扯三下，或者把一根针扎进他的臀部，或者把他的手臂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都为的是使他不至于忘记。每当他上朝的日子就来上这么几手，一直等到他把公事办好，或者坚决拒绝办理时才停止。
他还指出：每位参议员在国家议会发表了意见并举行了答辩，付表决时却必须投票完全反对自己的主张，因为如果这样作，其结果必然会对公众有利。
如果在一个国家，党派斗争激烈，为了使两派和解，他提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
办法是这样的：从各党派分别挑选出一百名头面人物来，把头颅差不多大的，两党各一人，配对成双；然后请两位技术精良的外科手术师耐时把一对对头面人物的枕骨部锯下来，锯时注意使脑子平分为二。两位手术师把锯下的枕骨部交换一下，分别安装在反对党人的头上。这项手术要求做得精确。教授告诉我们，如果手术做得精巧利落，其疗效是绝对可靠的。他争辩说，两块半拉脑子在一个脑壳里自己辩论一番，一定很快就会达成协议，就会心平气和、有条不素地进行思考。我们多么希望自认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观察和支配世界的运动的人，脑子里都能做到心平气和、有条不紊地思考啊；至于有人说，两派领袖人物的脑子，无论就质量和大小来说都不一样，那可怎么办呢？这位医生对我们说，就他个人所知，即使有一点差别那也无足轻重。
我听到两位教授在热烈地争论，最方便有效而又不使老百姓遭受痛苦的筹款办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位教授认为：最公正的办法是，对种种罪恶和丑行征收一定的税款。每人应纳税额由其邻居组成陪审团公平合理地予以评定。
另一位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主张，有些人自夸在体力和智力方面具有才能，那就应该征税，至于税率多少，应该由他们自己按照其才能出众的程度加以评定。最受异性宠爱的男子应该交纳最高的税，至于税额多少，那就要看他接受的爱情是什么性质的，受到多少次宠爱而加以决定；关于这一点允许他们为自己提出保证。他认为，对聪明、勇敢、礼貌也应该征收重税，收税办法相同，税额由他们自己决定。然而，名誉、正直、智慧和学问却无需收税；因为这都是一些非凡的才能，一个人既不肯承认他的邻居有这样的才能，他自己有这样的才能，也并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
他主张妇女应该按照她们的美丽和打扮本领来纳税，当然她们也和男人一样，有她们的特权，税额要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