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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抹不掉的印迹
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 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 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 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 “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 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 “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 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 “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 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 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 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吗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 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 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 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处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 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 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 “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 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融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地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 “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 “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 “自新河农场……” “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 “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 “那个人是干吗的？” “……” “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 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第三部分一切都平安无事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 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 “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 “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 “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 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