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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9 日，他回到布拉格，这座城市表面上还保持着平静。然而，奥—匈帝
国的反对者、捷克的“解放者”、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之父和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
教授发出了要求哈布斯堡王室退位的呼吁。布拉格城徽上那只意在粉碎事物的铁拳
本身就要被粉碎了。在可以预见的战争结束之后，一场革命就要发生。
7 月27 日，关于《乡村医生》一书的出版事宜，卡夫卡致信他的出版商库尔
特·沃尔夫，谈到他对未来的打算并请求帮助：
战后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将辞去我的职业（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使我坚持
下去的最强烈的希望），我将成家并离开布拉格，或许前往柏林。即便在那时，正
如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我将仍然无法完全依靠写作维持生活。而我（或者我内心深
处那位公务人员；他跟我的要求相同）全然被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占据了思想，感
到害怕。我真诚地希望，亲爱的沃尔夫先生，届时你将不会完全抛弃我，当然，如
果届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你帮助的话。眼下和将来有这么多无法确定的事情，此
时此刻，你一句有关的话将对我意味着很多很多。
卡夫卡这一次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他要辞去工作，建立家庭，当专业作家。沃
尔夫先生也给予了完全的理解，他立即回信表示，将在战后提供“稳定可靠的物质
支持”。
然而，这一友好而慷慨的承诺也许来得太晚。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卡夫卡像克尔恺郭尔一样，一直试图经营
一种“策略生活”。这样的人，一旦他们认定自己是天生的作家，就把自己作为作
家的使命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为保护自己天生作家的身份而绞尽脑汁、苦恼不堪。
除思想、感受和写作之外的其他生活内容，他们基本上都以某种“策略”加以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满怀恐惧逃避伦理—人际关系是为了写作；惨淡经营，试图与
伦理… 人际关系保持微妙的和平共处，也是为了写作。
然而，在这个基本的共同点之外，他们俩人又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克尔恺郭尔
是以一种“信仰骑士”的策略几乎完全弃绝了此岸，义无反顾地向彼岸作了“绝望
的一跃”。甚至他的死，都是为内心世界上帝的事业而献身，是“在战斗中突然而
幸福地倒下”，干净利落得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卡夫卡则不同，因为，他对伦理…
人际关系不只是存在着恐惧，同时还深怀一份刻骨铭心的“恐惧… 渴望”。他无法
像克尔恺郭尔一样弃绝此岸的生活。就正如在此刻，他心怀专业作家的目标，同时
鼹鼠般地忙碌着，“策略”着与菲莉斯的婚事。
然而，这谈何容易。对一个内心自由高于一切的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
一个因为对伦理… 人际关系的“恐惧… 渴望”越来越陷于某种被动局面的人，一个
只要不写作就会“从烟里跑到火里”的人，一个因为“最瘦”而严重地缺乏处理具
体事务能力的人，这种所谓的“策略生活”很难不在内心深处造成一种苦不堪言的
自我分裂。
在那些日子里，卡夫卡像只鼹鼠一样忙忙碌碌，为即将来临的婚事操劳。
看上去，他似乎具有了某种定力，能够以一种“平静的、直视的、忍受一切的”
目光和心态，让自己面对一切，“无所畏俱”。但实际上，他并不具有这种定力。
一直要到将近5 年后，在比过去的一切更惨烈的折磨中，在更加非人的自我锤炼下，
他才有可能对这样一种“无所畏惧”进行成熟的思考，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不
管怎样，在1917 年躁热的夏天，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上，在为自己可笑的婚事而忙
碌的时候，他的确并未真正具有。在那些日子里，他写下这样一些有着非凡艺术性
和思想性、但也神经质到了极点的日记：
我又一次竭尽全力冲着世界大叫。然后他们塞住了我的咀、捆住了我的手和脚，
在我眼前蒙了一块布。我好几次被翻过来又折过去，我被拽着坐直了，又被放倒，
这又折腾了好几回，他们一下一下地狠狠揪着我的腿，痛得我直起了身子，他们让
我在地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用什么尖的东西深深地扎在我身上，一会儿扎这
儿，一会儿扎那儿，一点精神准备都不可能有，他们想扎哪儿就扎哪儿。
多年来我一直坐在这个大十字衔口，但是明天新登基的皇帝要来了，这样我就
必须离开我的位置了。我对我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插手，这既是我的原则，也
是出自反感。
我已经很久不乞讨了；那些长期以来总是从这儿走过的人还是赐我一些钱，出
自习惯、出自忠诚、出自熟人关系；那些新来乍到的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我身边放
着一个小筐，每个人都随自己的美意向里面扔钱。正因为我对谁都不关心，对街上
的喧嚣和胡闹都投以平静的目光并保持平静的心灵。所以我对一切同我、同我的地
位、同我的合理要求有关的事比任何人都理解。对这些问题是无须争论的，在此我
的意见最适用。因此，今天早晨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当然很熟悉我，而我当然从
未觉察到他的存在，他在我面前站住了，说道：
明天皇帝要经过这儿，你明天可不许到这里来了。”我用这句问话回答他：
“你多大岁数？”如此神经质的心态，如此勉为其难，这样一种“策略生活”恐怕
很难得到真正的实现。如果说它注定要失败，那倒更容易令人相信。
克尔恺郭尔的“策略生活”难度要小得多，但事实上最终还是“一失足成千古
恨”。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策略生活”也许更是难逃某种悲剧性的命运。这个世
界需要“参与”，需要“投入”，需要“真诚奉献”。正如人们常说，做得如何是
一个水平问题，但是，是否真诚去做，却是一个态度问题。生活中没有侥幸，生活
将以铁一般的逻辑，粉碎任何人发自内心的背叛和疏离倾向。和克尔恺郭尔的情况
一样，卡夫卡的“策略生活”将被真实的生活粉碎，迫使他走向克尔恺郭尔式的
“绝望的一跃”。
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
了自己，……这个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
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
写在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的这句话，并非像字面上那样只是预言，而已经
是确切的总结。
在卡夫卡写下这句话时，世界已经撕碎了他真实的躯体，在他伤口般的存在中
撕裂了一道真正的、生理上的伤口。
第八章 向死而生
作家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生活过。
———弗兰茨·卡夫卡
早在8 月初，就在他写下上面那一大段神经质到了极点的日记前后，他在游泳
时就吐了几口鲜血。如此神经过敏的人，不会不为之注意。只是，几十年间，与各
种真实的或神经过敏的身体征兆打交道惯了，于是他保持了一种观望性的、视而不
见的沉默，没有向任何人讲起，也没有去看医生。然而，8 月10 日凌晨5 点左右，
在他为婚事——也为梦寐以求的自由和独立——而租下的房间内，当他还在睡梦之
中，大咯血开始了。3 年之后，他向恋人密伦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站了起来——就像一切使人们激动的新鲜事那样……当然有些惊恐，我走到
窗前，探出身去，然后走向盥洗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床上——不停地咯血。
但我没有伤心，因为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来：在长达三四年几乎连续失眠之后，我
将第一次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当然前提是不再吐血。……早晨侍女来了……那是位
好心的、几乎具有献身精神又特别实在的姑娘。她看到了血，说道：“博士先生，
您的日子不会长了。”可我的感觉却比以往好。我到办公室去上班，下午才去看医
生。接踵而至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
第一节 死亡与新主
最初的两位医生都把卡夫卡的病误诊为一般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可是，在大咯
血之后的第二天夜里，他又吐了一点血。再往后，他逐渐自感呼吸急促，并伴有越
来越严重的咳嗽、发烧、虚汗等症状。然而，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卡夫卡仍未向
任何亲友谈及此事。他继续走他生活的老路，没有想到他那抗拒式的“自然疗法”
会不起作用，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走近了生活的终点。直到8 月24 日，病情的进
一步恶化使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当天，他告之布洛德，后者随之采取行动。9 月4
日，卡夫卡被医学权威确诊为肺结核。
在卡夫卡的时代，特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肺结核这种当时所谓的
“白死病”（与黑死病相对）正在猖獗和蔓延。仅在布拉格一地，整个大战和战后
数年期间，肺结核死亡人数就达全部死亡人数的30％之多，结核菌带菌者更是不计
其数。接触、情绪、遗传等都可能是致病因素。有人认为，卡夫卡因素食而大量饮
用新鲜生牛奶，可能是他的致病因素之一。当然，他那刻骨铭心、无所不在的存在
性不安，以及他内心深处潜藏的“患病情结”，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他
自己所说，疾病“是信仰的事实”，疾病使他得以“在一块慈母般的土地上立足”。
不过，如果要追查卡夫卡疾病的至深根源，我们只能说它存在于世界的本性之中。
从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类欲望的产物，而战争正是这欲望的最高表现
形式。正如卡夫卡所说，世上只有一种疾病，而肺结核的居所也并不就在患者个体
的肺部本身。
疾病是世界的隐喻，是人类文明巨大而无形的运作机制的隐喻。就此而言，卡
夫卡是世界本性和人类欲望的牺牲品。似乎任何医学的诊断都比不上他的自我诊断
：“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纯粹从医学上讲，无论结局如
何，卡夫卡的病并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虽然面对当时肆虐欧洲的“白死病”，医学界尚无特效药。然而，良好的疗养
环境和乐观的情绪常常导致患者痊愈。尤其对于条件优越的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士，
感染肺结核并非就意味着死亡。
然而就卡夫卡而言，问题的实质就比通常情况复杂得多了。
9 月9 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告之自己的病情，表明自己接受这一事实，但
认为诊断尚未完全确定，病情将如何发展还是一个未知数。9 月12 日，妹妹奥特
拉陪卡夫卡前往波希米亚北部小村庄楚劳养病，她在那里经营着姐夫的一个小庄园。
奥特拉与卡夫卡从1916 年开始逐渐有了相互的信任，她是卡夫卡唯一与之有着真
正感情的亲人，她具有他心目中理想母亲的美好品质；在反对父亲的问题上，奥特
拉和他也是同盟。在妹妹的精心护理下，卡夫卡开始在楚劳度过他自称一生最幸福
的8 个月。他把那些时光称为“美好的小小的婚姻”。我们毋宁说，那是对他不幸
童年和人生的小小的补偿。
9 月20 日，菲莉斯到楚劳看望卡夫卡，但两人之间已无更多的话可说。
以至卡夫卡私下责备自己，“我是个冷血动物，我毫无感情。我冤枉了她，让
她受了酷刑，而且，我还亲自使用刑具……”9 月30 日，卡夫卡向菲莉斯写了这
场为期5 年的恋爱中最后第二封信，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明彻、冷峻、尖利、
决断以及深深潜藏的悲哀，高度概括了他们的恋爱，以及他自己这场“致死之病”
（语出克尔恺郭尔）的性质。
如你所知，在我内部有两个彼此斗争的对手。好的那个属于你，对于这一点，
过去几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确信。五年来，不管是通过话语还是沉默，或者通过
两者的结合，你始终得以了解这场斗争的历程，大多数时候，这让你遭受痛苦……
……两个对手在我内部斗争，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我（除一点小小
的、苦恼不堪的残余外）。
他们一个好，一个坏。他们不时调换角色，使本已混乱的斗争更加混乱。然而，
尽管受到一些挫折，直到最近仍然存在着可能，使我想象会发生最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这些年间变得可怜和倒霉的我，会最终获得拥有你的权利。
现在事情突然显示出：失血太多了。想要赢得你的好的一方（现在看来对我们
是好的一方）失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