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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事情突然显示出：失血太多了。想要赢得你的好的一方（现在看来对我们
是好的一方）失血过多，反过来帮助了他的敌人。……在内心深处，我并不相信这
病是肺结核，至少，在基本上说来它不是肺结核，而宁可说是我总崩溃的迹象。我
原以为斗争会持续得长一些，可它不能了。血并非咯自我的肺，而是咯自斗争的一
方所导致的一道致命暗伤。
请别问我为何要筑起一道防线。别这样让我出丑。
哪怕问一个字，我就会重新拜倒在你脚下。……我的所谓肺结核……是一件武
器，与早先使用过的无数其他武器（从“生理上的无能”到我的“工作”到我的
“吝啬”）相比，它似乎更方便、更根本。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秘密此刻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虽然那远方的黑
暗可能会让我相信，那黑暗正降落在我身上，伴随着我想要工作和思想的每一个愿
望降落在我身上），但它会变成现实：我好不了啦。原因很简单，那不是肺结核…
…而是一种武器，只要我还活着，它就会继续表现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必然性。但它
和我都将死去。
“今天我对结核病的态度，就像孩子抓住妈妈的衣褶一样，紧抓不放，希望能
从中得到帮助……”正如布洛德关于卡夫卡的病所写道：“卡夫卡把它看作心理上
的问题，或者说，看作他对婚姻的解脱。他把病叫做最后的一击。……解脱了？受
尽折磨的灵魂”。而3 年后卡夫卡自己在致密伦娜情书中讲得更为精彩：
“也就是说：大脑已不再受得了压在它上面的忧虑和痛苦，它说：
‘我干不了啦。这里还有谁愿意为保持整体而出力的，它便可以从我的负担中
取走一份，这样便可以再坚持一会儿。’肺自告奋勇，它自己不会因此而损失过多
的。大脑和肺之间的这种谈判（是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是很可怕的。”
“‘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脑说；五年之后，肺为之提供了帮助。”好一个
“一揽子帮助”。这一帮助似乎为卡夫卡解决了所有令他苦恼不堪的问题：婚姻、
工作、失眠、头痛以及逃离布拉格的渴望等，而他的理智、良知以及他苦心经营的
素食习惯为解决这些问题奋斗了许多年，但仍然收效甚微。似乎正因为如此，卡夫
卡在远离布拉格的楚劳乡下尽情享受着他“病态”的自由，“就像孩子抓住妈妈的
衣褶一样”。
这就是卡夫卡身上著名的“患病情结”，它通过卡夫卡自己深刻的“自我精神
分析”而得到了精彩的揭示。
应该说，这一“自我精神分析”的确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卡夫卡的大脑也许的
确承受不了啦，并由此而不得不被迫放弃自己。然而，如果我们认同他自己的这一
隐喻，那么必须指出，这样一种放弃不仅是导致肺结核的原因之一，也是肺结核引
出的一种后果。精神生命的难题所导致的巨大压力固然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疾
病本身固然也可看作一条解脱之路，但是，把一种现实的疾病几乎完全归委于精神
生命的难题，并归结于对难题的解答，那无论如何也多少有些失之片面。其实，无
论面对自己还是面对菲莉斯，卡夫卡对自身大脑的放弃所作的自我精神分析中必然
地包含着某种软弱和回避———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放弃，而他的自我精神分析尚
未达到这一层次，也许这一层次本来就无法达到。
不要忘记、卡夫卡是这么一个“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不安”的人，他
会因为生理上极小的不适而产生极大的恐慌。
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是，小病小灾让他备受折磨，失眠、头痛、消化不良等让
他终生不安，连头屑、鼻塞或脚趾的发育不全都会让他忧虑不已。我们已经说过，
对于卡夫卡，疾病就像“审判”一样，既意味着不由分说，也意味着悬而未决，或
者说，疾病和“审判”一样，都是“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
说”。不管怎样，这样的事情他尤其不堪承受。他要末就像《审判》中的约瑟夫·
K 一样起而斗争，哪怕“虽死而羞耻心犹存”；要末就干脆放弃。
然而生活不是小说，至少，在生活中采取起而斗争的态度不如在小说中那么容
易；事实上，也许正是因为人在生活中倾向于放弃斗争，所以才在小说中那么锲而
不舍地斗争着。不管怎样，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面对当时肆虐欧
洲的“白死病”，他无法“挺住”而“垮掉”了。他把对疾病和死亡的公然拥抱作
为对问题的超越。他那决断的执着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放弃。卡夫卡患病后习惯于用
一种看起来颇为深刻的、表面上满不在乎的语气谈及有关的问题，这种潇洒背后是
否多少也隐藏着他那刻骨铭心的恐惧？
不过，另一方面，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把压倒性的困难设想为无所不包的神，
然后让自身在神爱动机的作用下完全放弃自己，让自己被一种被造物意识所支配，
婴儿般地融入这一无所不包的、母亲一样的神，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比精深的自我疗
救。大概可以认为，相对卡夫卡的特殊气质而言，这样一种自我疗救似乎尤具深刻
意义，并有着明显的可操作性。就此而言，卡夫卡也许无师自通地找到了最适合他
具体情况的治疗途径。
我们更倾向于说，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个“分裂的自我”，在他身上既有着魔鬼
般的执着，也有着魔鬼般的放弃。而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种分裂实际上产生于
一种无比复杂而精微的生命意志。
不管怎样，通过紧紧抓住一场“致死之病”，卡夫卡勇敢而偏执地赋予自己一
种全新的人生意义。肺结核这道血一般鲜红的伤口，也让他得以完成了某种“绝望
的一跃”，进入“向死而生”的境地，这一境地虽然与克尔恺郭尔“信仰骑士”的
境地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同样令常人无可企及。
圣诞节，他回到布拉格，菲莉斯也从柏林赶来。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十分
不幸”的日子，菲莉斯明确表示她要与卡夫卡站在一起，卡夫卡同样明确表示不接
受这一牺牲，不想再增加对她的罪责。他声称将再也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当天下午
他向布洛德说：“我只能承受我自己。把基本的事情弄清楚。西方犹太人不清楚这
些基本的事情；而这就是他无权结婚的原因。当然，除非他是那种人，例如商人，
用不着为这些事情操心，否则他就没有结婚的可能。”两人第二次解除了婚约，一
场为期5 年的爱情关系终于彻底了结。从车站送走菲莉斯后，卡夫卡直奔布洛德办
公室。“他脸色煞白，神情变得十分严酷、冷峻。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这是我
所经历过的最可怖的景象。……
在那张沙发上，卡夫卡伤心的啜泣着，呜呜咽咽地说：‘非要有这样的事不成
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泪水沿着他的脸往下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卡夫卡这样
张惶失措。”第二天，卡夫卡在写给奥特拉的信中说：“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
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这么多。”15 个月后，菲莉斯与柏
林一位富裕的商人结婚。据布洛德称，卡夫卡得知后为之高兴。菲莉斯婚后生了一
子一女，卡夫卡也知悉此事。1931 年，菲莉斯举家迁往瑞士，1936 年移居美国，
直到1960 年去世。
在楚劳，最初，除阅读大量自传和书信集外，卡夫卡完全放弃了写作。
其原因除养病的需要外，还有他自己对作品的态度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
“一时的满足我还能从《乡村医生》那样的作品中获得，前提是，这样的作品
要能够写成功（机会飘忽不定）。至于幸福，却只有在我能够将世界升华到纯洁、
真实、不变的境界时才能获得。”正是在楚劳，他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克尔恺郭尔。
早在10 月底他就在给朋友奥斯卡·鲍姆的信中写道：“克尔恺郭尔是一颗明星，
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我是够不着的。”随着菲莉斯的离去，1918 年开始了。
卡夫卡利用在布拉格的时间争取提前退休未果后，于1 月6 日返回楚劳。在那里，
他继续阅读不同的作家，包括圣奥古斯丁、托尔斯泰、赫尔岑等人，并进一步深入
研究克尔恺郭尔。随着他与菲莉斯关系的彻底结束，他似乎更懂了克尔恺郭尔。将
近80 年前，这位天才的丹麦思想家也在无比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斗争之后，痛苦地
放弃了他与恋人蕾琪娜的美好爱情。“结婚你将后悔，不结婚你也将后悔。”不难
想象卡夫卡对这样一些“克尔恺郭尔悖论”的感应，也不难想象他是如何深切地共
鸣着克尔恺郭尔的“恐惧和颤栗”。正如他所说：“我大概是在克尔恺郭尔那里迷
了路，……婚姻是他的主要问题，……这是我在《非此即彼》、《恐惧和颤栗》中
读到的。……在性情上，我同他有些相似，……克尔恺郭尔是和我同住一屋的邻居，
他变成了一颗闪亮的明星。对此，我不仅有赞叹之意，而且也有一丝淡淡的同情。
……他不算一个消极悲观的人，在《恐惧和颤栗》那本书里，不知有多少积极的东
西，……他积极的一面实在是太多了，但愿人们对此不会有什么疑义。”“克尔恺
郭尔是难于理解的，与我联系起来看就容易理解了。”但他也强调克尔恺郭尔与他
的区别，含蓄而尖锐地批评克尔恺郭尔的书”在云雾中写成”，而蕾琪娜则有点像
牺牲品。
非此即彼，活着或死去，恐惧和颤栗……正是在这种“向死而生”的绝境中，
作为一位最具内在意义的基督教作家，克尔恺郭尔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唤起了卡
夫卡身上潜在的宗教意识。早在1917 年10 月中旬，他开始在著名的“八开本笔
记”上写系列箴言，后来被布洛德冠以《对罪衍、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加以发表。这些箴言产生于他对自身处境及其背景的沉思，这是他首次以超越性
而非文学性的术语探讨人生问题。从这些箴言中隐隐透出犹太神秘教派的气息。这
表明他对犹太教经文逐渐有了了解，并表明他对这种思辨方式的亲近感，从这之中
产生了卡夫卡一种特殊的文体。卡夫卡自己非常重视这些箴言，不惜花费大量心血
极为细心地把它们誊清在专门的单页纸片上，并加以编号。有人认为，这些箴言不
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对理解卡夫卡的两部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有着重
要意义。
后者虽然写成于4 年之后，但在楚劳就已经开始构思了。
在楚劳，卡夫卡不仅抽象地反思人生，而且也在考虑更具体的问题。2 月，在
第四个八开笔记本中，他力图自觉地以健全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过失，审视
“家庭生活，友谊，婚姻，文学”等人生大事。他认为自己的生活缺乏土壤、空气
和法度，而他的任务就是创造它们，不仅应努力弥补过去人生的疏忽，而且也应努
力把握好将来。他认为自己与克尔恺郭尔一样，“虽然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基督教之
手，但仍然未被这只手引入生活”，未能抓住犹太祈祷者应该抓住的东西。因而，
“我是结束或者开始。”自从1911 年底接触意第绪语犹太剧团以来，卡夫卡就逐
渐开始关注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命运，并一直注视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但正是在
楚劳，卡夫卡的关注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来。他开始学习希伯来文。他甚至开始“寻
根”，满怀热情地计划移居巴勒斯坦，哪怕在那里当书籍装订工或者饭店侍者都行。
他为即将出版的小说集《乡村医生》加上了扉页献词：“献给我的父亲”，其心理
动机中大约也有这种“寻根意识”的参与。受犹太复国主义神秘主义者戈登的影响，
也许还受当时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感染，他甚至为“无产工人联盟”起草了一份纲
领，并在其中提倡“在自己同胞中作为良心和信仰的劳动生活”。楚劳地方的农民
使卡夫卡对“劳动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感受：
“我对农民总的印象是，他们与农业融为一体，他们是高尚的人。在农业这项
工作中，他们是如此聪慧、任劳任怨，这样，他们互相联结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
他们不怕晃荡、颠簸，不怕晕船，直至安然地去世。他们是这个地球上真正的公民。”
当然，即便在健康时，卡夫卡都不具有把愿望变为现实的能力；在楚劳养病期间，
除为有益身体而参加力所能及的一些轻微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