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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害怕。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他因为与生俱来的惨痛缺失，而比常人更
强烈地渴望着此岸的生活。
可是，写作不就是一种生活吗？的确，正如有人指出，作家的生命转移到作品
中去了。然而，那些不写作的人，他们的生命不也转移到生儿育女、银行存款、住
房、汽车、足球、卡拉OK、或者金字塔等别的东西中去了吗？
转移到作品中的生命难道就那么没有意义吗？他不是曾经声称：写作是一种祈
祷、一种救赎吗？
“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其实，他写过的事早就发生了，而且一直在
发生，而且——正如我们就要看到——还将更其可怕地发生。写作本来可以是一种
祈祷和救赎，尤其在帕斯卡关于人性尊严的意义上更是如此。
人是宇宙间一棵最脆弱的芦苇，但精神和思想却足以保证人性的尊严。只是，
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爱我所爱；那就是要坚守这样的信念：人（大写的人）可
以被消灭，但无法被战胜。只要拥有这样的前提，人的脆弱就会意味着人的尊严，
甚至越是脆弱就越是如此。
可是卡夫卡却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他被魔鬼所驱使；或者说，他习惯于向魔鬼
妥协，在魔鬼面前放弃自己。他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魔鬼，趁着夜色咬人害人。他
不无正确地指出，这本身无所谓善恶，这就是生命；魔鬼是人的固定搭配；如果没
有魔鬼附体，人也许就活不下去。这些认识都没有错，甚至可说颇为深刻。但是，
当他强调：“据说人也可以利用魔鬼来搞点什么名堂”，这就不能不引人注意。这
使人敏感到污秽、肮脏、疾病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未能通过写作赎回
他自己。
用前面第三章的话说，无神的罪感压倒了卡夫卡，阻碍着他生命的展开。
“我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没有在生活。”在回首一生的时候，他的自
我否定格外冷峻，但也惨痛得令人难以承受。
40 岁，这几乎是一个男人最富有的年华，然而，在40 岁这一年，卡夫卡却
更加坚信了自己悲哀的命运，从而着手忘我而又清醒的彻底放弃。
但是，卡夫卡之所以是卡夫卡，不仅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放弃，也因为他能魔鬼
般地执着。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卡夫卡，才是绝无仅有的“单数人格”，才具有无
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在试图忘我而又清醒地放弃一切之时，有一件事情他反而显得
格外地执着——至少在这封信中，那就是这彻底的放弃本身。他知道他的房屋已经
被写作弄得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说他不搬家。因为搬家意味着疯狂，那也许是比死
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
：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薄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
骨瘦如柴、赤身露体的卡夫卡，以生命拥抱着饥饿的卡夫卡，或者说，毫无妥
协能力、没有丝毫自恋和媚俗的卡夫卡，他不会用“殉道”或者类似的词，而是用
“替罪羊”。然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替罪羊”般的存在和行动，使得那夜色如
晦的城堡上空始终存在着某种无可觉察的毫光，那并非通常所谓的希望，而是某种
更为复杂难言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
铤而走险的倔强、顽固、执着、执拗、偏执、固执……也许这很像卡夫卡自己从《
城堡》中删掉的一句话所想要表述的部分意思：“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
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只有一
个代号般姓氏的K 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
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按照某
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审判》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
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
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
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
成捆的卷宗和文件……
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于是，像《审判》、《判决》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K 发现自己
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
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K 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
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
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
“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迫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
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
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K 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
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K 那样通过女
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他甚至跟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象征般地
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
任迷失下去（据说这些女人中有密伦娜的形象）。
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冈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
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及。
“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蹰也。”或者更准确地
说，“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K 终
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然而，也许由于他至死都在斗争、寻找、眺望，这就
产生了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结果：在K 弥留之际，从城堡终于下达了一个决
定，它虽然没有确立K 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
——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悬而
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
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把《城堡》与《审判》联系起来看，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
此中的悲剧意义。在《审判》中，约瑟夫·K 看到，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生活本身
是最大的不幸，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这不幸具体说来，就是那巨大而无形、
无所不在、不由分说的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约瑟夫·K 无法承受这种机制的非理性
权威，他让自己作为反常人格从中游离出来，并坚信由上述机制所决定的生活本身
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从而执着地进行绝望的反抗。
而现在，《城堡》中的K 具有了另一种成熟，以及相应的勇气和承受力。
如果把K 看作约瑟夫·K 的延续，那么，他现在愿意放弃人格反常的不幸，而
渴望重返生活这更大的、但却是正常的不幸。这表明他现在有勇气承受不由分说或
悬而未决，表明一种超越，表明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新生。悲剧在于：
当就要或已经新生时，他却因心力衰竭而不得不死去。
正如我们多次谈到，卡夫卡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
书更是如此。每一种理解，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
事实上，从卡夫卡留下来的某些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小说的内涵越来越
复杂，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再加上健康原因，1922 年8 月底，卡夫卡
中断了《城堡》的写作。
第六节 多拉与歌手之死
9 月18 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蛰居在老城广场属于父母所有的公寓里。
其时，奥特拉一家也住在这幢建筑里面，这多少缓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觉。
最初两个月内，他继续写出《夫妇》、《算了吧》、《论寓言》（又译《关于
譬喻》或《短评》）等若干短篇，并大大修改了《一条狗的研究》。直到一场持续
数月的严重肠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又一次创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尔
恺郭尔和希伯来语法为伴。他给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遗嘱，与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
注意的改动，表示《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
》、《饥饿艺术家》以及几篇《观察》勉强可以留下，“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
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
我只是不加阻止罢了。”至于其余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东西，包括信件在内，则
希望尽快加以搜集，并“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愿望却比
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作为作家，语言始终是他存在的象征。但现在，犹太民族的
希伯来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努力想要弥补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经是那么破碎的
中欧土地上，作为布拉格这座悲剧性城市中的德语犹太人，作为始终无法逃脱那
“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孩子，他从未在语言中感受到过“故乡”和“母亲”的真意。
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向着自己的民族和语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顽强
地绵延不息的民族和语言，向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惧中因年幼无知而冷落和抛弃
过的民族和语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双手。他的努力和执着是那么地催人泪下。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
的情景。
他满腔热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课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单词。可他的肺总是出
卖他。
他拼读时如此频繁地伴随着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总想把课暂停下来。而那时他
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
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
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让他休息了。但他始终不满足，并取得很好的
成绩……”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维姆，当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气勃勃，充
满吸引力，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两年前，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果·
贝尔格曼正在为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筹建图书馆，他委派普阿·本托维姆常驻布拉
格募集资金，并照顾他父母，同时到布拉格大学注册学习，业余时间则教授希伯来
语。从1922 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两天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据说，卡夫卡
对这位来自希望之乡的同根少女之间逐渐产生了某种感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说：
“我很快颇有所感地认识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边不管
什么可供支撑的东西。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保护这个比我
大20 岁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对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会是这样。”1923
年春天，卡夫卡从肠道感染中逐渐恢复过来，身体更其虚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的失眠又来折磨他了，甚至迫使他放弃了拒不服药的自然疗法原则而开始服用安眠
药，可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效果。失眠带给他一生的梦魔，滋养着他的创作，也销蚀
着他的生命。
4 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贝尔格曼关于巴勒
斯坦文化的讲演，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
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
然而，那多半永远是一场梦了！1923 年6 月12 日，卡夫卡写下他这年唯一
一篇，而且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日记：
最近这些日子真是可怕，时间无法计算，几乎是连续不断。散步，白天，夜晚，
白天，什么能力也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
确实呢。没有什么“确实呢”……写东西时越来越害怕。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