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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学生曾利用夏季的一周，全都到M市的海军机关学校去参观。那天，在游泳时间大家都跳进了游泳池。不会游泳的我，以肚子不适为借口，只想旁观。可一个海军大尉主张日光浴是万病之药，所以，我们病人也都被搞得身体半裸。一看，病人组里有八云。他抱着白皙紧绷的手臂，微风吹拂着那被阳光晒黑的胸脯，像是用洁白的前齿玩弄下唇一样，紧咬着它。参观中自称生病的人们，由于都选择了游泳池周围的树阴而集中起来，所以，我接近他是不困难的。我观测着他柔软躯体的周围，凝视着静静地随呼吸而起伏的腹部。我不禁想起惠特曼这样的诗句，
……年轻的人们仰面朝天
白皙的腹部在阳光下隆起。
——但是，这次我也没对他说一句话。因为我为我那贫瘠的胸部及瘦弱苍白的胳膊感到羞耻。
昭和19年——战争结束的前一年——的9月，我毕业离开了幼年起一直就读的学校，考入某大学。父亲不由分说强迫我选择了法律专业。然而，我并没有太沮丧。因为我清楚，不久自己将被拉去当兵而战死沙场，一家人也将在空袭下全部丧生。
当时盛行借衣服。一个高年级的老校友在我入学的同时要上前线，就把他大学的制服借给了我。我说好待我上前线时一定还给他家，于是穿上它上起学来。
虽然我比常人倍怕空袭，可同时也以某种甘美的期待焦急等候着死的到来。我反复说过，未来对于我只是个沉重的负担。人生自起初就用义务观念把我卡得死紧死紧。我不可能履行义务于人生是一清二楚的，可它仍旧以不履行义务为由严厉斥责我。我想，我一死，让你这人生扑个空岂不快活。我官能地和“战时流行”——死的教义发生了共鸣。我想，万一我“光荣牺牲”（这虽然与我的形象相距甚远），就是滑之大稽地结束了一生，坟墓下的我就有了不尽的笑料。可警报一旦作响，这样一个我则往往第一个逃进防空壕中。
……我听见了难听的钢琴声。
那是在一个马上就要作为特别干部候补生入伍的朋友家。我很珍重这个名叫草野、高中时期可以和他探讨些精神问题的唯一的朋友。我这种人不敢奢望交朋结友，但我下面的话却恐怕连这唯一的友情也要伤害，我感到了迫使话语出口的自己内心的残忍。
“琴音好听吗？上气不接下气似的。”
“弹琴的是我妹妹，老师刚走，她正在练琴。”
我们停止了对话，再次竖起耳朵。草野马上就要入伍，怕是飞进他耳中的已不单单是隔壁的钢琴之声，而是眼看就要与之分离的“日常之物”的既蹩脚又急人的美吧。像是对照着笔记做出的差劲的点心，琴的音色里有一股亲切感。我秉性难移，忍不住问道：
“多大了？”
“18岁。我下边就是她。”
草野回答。
——越听越觉得那确实是18岁的、多带梦幻的、尚未意识到自己美在何处的、指头犹存稚气的钢琴声。我希望她的联系能永远继续下去。果然，如愿以偿，这琴声在我的心中一直响到5年后的今天。多少次，我力图相信这是我的错觉。多少次，我的理智嘲笑这种错觉。又有多少次，我的软弱讥笑我的自我欺骗。尽管如此，钢琴声却支配着我，假若能从宿命一词中抽去让人生厌之义，那么对于我，这声音的确是命中注定。
我记得，就是这“宿命”一词不久前曾给了我异样的感受。高中毕业的典礼结束后，我随原是海军大将的校长去皇宫谨表谢忱。在车内，那两眼眼屎、满脸愁容的老人批评我应征时执意当一名普通士兵而没有申报特别干部候补生，并坚持说我的身体根本不能适应列兵生活。
“我有思想准备。”
“你不了解才这么说。不过，现在报名期已过，后悔也晚了。这也是你‘命中注定’＇原此为英语，下同＇的哟。”
他宿命一词的英语发音带有明治时代的味儿。
“我的什么？”
我问。
“‘命中注定’。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
——他以生怕被人以为是婆心的、显露出老人特有的羞耻的漠然的口吻，单调地重复了一遍。
我以前在草野家也肯定见过那弹琴的少女，可是，清教徒式的草野家完全不同于额田家，他的三个妹妹总是腼腆一笑马上躲在一边去了。草野入伍的时间一天天临近，我们二人交替着相互访问依依惜别。对于他的妹妹来说，那琴声把我弄成了一个木头人。自从听了那声音，像是听说了她的什么秘密似的，我再也不能正面瞧她或主动上前搭话。她偶尔出来送茶，我眼前看到的，只是那轻盈而敏捷摆动的双腿。或许是因为裙裤和裤子的流行而使女人的腿难得一见？这双腿的美着实让我感动。
——这般写来，人们认为我从她的腿上获取了肉感也没有办法。其实不是。我已再三声明，关于异性的肉感我完全没有一定之见。那极佳的佐证就是：我丝毫没有想看女人裸体的欲望。然而，我是认真思考爱女人的。每当那让人生厌的疲劳战局了我的心并开始干扰我追求这“认真思考”时，我便以为自己是个理智占上风的人而喜不自禁，我把自己冷漠的不长久的性情比成了男人玩腻女人后的情绪。我以此甚至一并满足了自己意欲装作大人般的买弄。在我的内心，之中心理活动的程序已经固定下来，就像丢进一角硬币马上可以吐出糖块的点心铺的糖果机一样。
我以为男人不带任何欲望也可以爱女人。这大概是历史进入人类社会以来最不着边际的企图。我自己不仅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要当一个（说大话是我的秉性，乞谅。）传播爱之教义的哥白尼。我因此理所当然地信奉起柏拉图式的观念来。看上去可能与我前面讲的有矛盾，但我是由衷地名副其实地纯粹地信奉它的。我所信奉的，或许不是其对象而是其纯粹性吧？我发誓所要忠诚的，不就是这纯粹性吗？这是后话。
有时候我之所以显得不相信柏拉图式的观念，那是因为我的头脑总爱向我所缺乏的肉感这一观念倾斜，还因为我那人为的疲劳总想装出一副大人样而获得病态的满足。就是说，它源于我的不安。
战争的最后一年，我21岁。新年伊始，我们学校被动员到M市附近的N飞机制造厂。十分之八的人当工人，余下的身体虚弱者干事务性工作。我属于后者。可是在去年的体检中，我被宣布通过了第二乙种兵。我担心，或今天或明天入伍通知就要来到。
仅仅横穿厂区也要花费半个小时的大型工厂，坐落在黄尘飞扬的荒凉的土地上，驱动着数千工人运转不停。我也是其中的一员，4409号，临时工牌953。这家大工厂建立在不计较资金回收的神秘的生产经费之上，向巨大的虚无做出奉献。每天早晨念念有词的神秘宣誓也事出有因。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不可思议的工厂。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管理方式、众多优秀头脑的精密合理的思维统统献给了一个东西——“死亡”。这家专为特攻队生产零式战斗机的工厂，就像一种自身鸣动、呻吟、泣叫、怒吼的黑暗宗教。如果没有某些宗教式的夸张，就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机构；我觉得，甚至连董事们大饱私囊也带有宗教色彩。
有一次，空袭警报的报警器把这邪恶宗教的黑色弥撒的时刻告知了人们。
办公室里一片紧张，什么“情报是咋说的？”之类的土话全跑了出来。这房间里没有收音机。所长办公室的女事务员跑来紧急报告：敌机有好几个编队。忙乱之中，扩音器里的沙哑声发出了妇女、学生以及国民学校的儿童迅速隐蔽的命令。救护人员各处奔走向人们分发印有“止血时分”的红色标签。如果负了伤，止血时就把时间写到这标签上，然后别在胸前。报警器响后还不到10分钟，扩音器里又传出了“全体隐蔽”的通知。
事务员们怀抱着重要的文件箱奔向地下的金库，藏好后又都争先恐后地跑上地面，加入到已经非跑穿越了广场的、戴着钢盔缠着防空头巾的人群之中。人潮正向大门奔流。大门外面，是光秃秃的黄色荒原。七八百米开外的小山丘处的松林里，挖下了无数的堑壕。尘土飞扬之中，分为两路的、无言的、心急火燎的、盲目的群众，朝向总之不是“死亡”的，即使它是容易坍塌的红土小洞也总之不是“死亡”的物体，奔跑而去。
我休息日偶然回家，夜间11点接到了入伍通知。电文要我2月15日报到。
像我这样瘦弱的人在城市并不少见。于是，父亲出主意说，若在原籍农村参加体检，这弱不经风的样子更显眼些，也许当兵的事能得意幸免。因此，我在原籍的H县参加了体检。尽管我当时没能把农村青年易如反掌连举十次的草米袋提到胸部使得体检官哑然失笑，可记过仍然达到了第二乙种兵标准，如今又接到了通知不得不参加由农村人组成的粗野部队。母亲悲痛哭泣，父亲垂头丧气。通知到了手上，我也觉得晦气，可同时又希望自己壮烈死去。所以，想通了，认为怎么着都无所谓。只是在工厂患的感冒到了火车上发作起来，待踏上了祖父破产后已无寸土的故乡，到达亲密的熟人家时，高烧烧得我竟不能站立了。由于那家的细心照料，特别是大量服用的退烧药发挥了威力，我基本上是雄赳赳地跨入了营门。
一时被药镇住的烧重新抬了头。入伍体检，人要被剥得像野兽一样精光，我手足无措连打了好多喷嚏。黄毛小军医错把我支气管的咕咕声当成诊音，另外加上我关于病情的心口胡说，于是误诊成立，我还因此被查了血沉。我被命令即日回家，病名是：肺浸润。
一出营门，我撒腿就跑。荒凉的冬天的山坡通向下方的村庄。就像在那家飞机制造厂一样，我的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东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方向奔去。
……我躲避着从夜行列车窗玻璃的破口吹进的风，忍受着恶寒和头痛的折磨。“你要去哪里？”我问自己。难道要回因父亲的优柔寡断还没有疏散的提心吊胆的东京的家？要回笼罩着我家的、幽暗的不安密布的城市？要回到瞪大家畜一样的眼睛，主动搭讪相互问候“没事吧？没事吧？”的百姓中？或是要回到尽是患有肺病的大学生那没有丝毫抵抗表情聚集在一起的飞机制造厂的宿舍？
坐椅的木靠背随着火车的震动把被我靠松了的、出现缝隙的木板晃得直响。我闭上眼，在头脑中描绘着一幅图景：我碰巧在家遇上了一家人全在空袭下丧生。一股无可言喻的厌恶从这种空想中生出。日常与死亡的关系，从没有给过我如此奇妙的厌恶。不是说就连猫临死也要躲起来不愿让人看见自己的死样吗？我看到家人的惨死状，家人看到我的惨死状，这种想象，仅仅是想象，就使呕吐物涌到了我的胸口。死亡这一相同的条件袭击一家，濒死的父母、儿子、女儿全都露出死亡的同感并相互交换一下眼神。这只能认为是天伦之乐合家团圆场景的可恶的复写。我希望自己在他人中间光荣死去，这与希望自己在晴朗的天空下死去的埃阿斯的希腊式心情也不尽相同。我所追求的，是天然自然的自杀。我愿意像之还不狡猾的狐狸满不在乎地傍山而行，并且恰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被猎师射杀。
——那么，军队不是最理想吗？我寄希望于军队的，不正是这一点吗？但，我为什么那么竭力向军医撒谎呢？为什么说自己已经低烧半年，说自己腰酸背疼得要死，说自己痰中带血，说昨晚还满身虚汗（当让是因为服用了阿司匹林）呢？为什么当我被告知即日回家时，感到若不花一番力气爬上面颊的微笑难以消去呢？为什么我一迈出营门就那么奔跑呢？难道是我的希望被背叛了？自己没有垂头丧气，没有双腿无力，没有步履蹒跚究竟是为什么？
我清楚，军队以为着“死亡”，可前方并没有耸立着值得我逃脱“死亡”的生存。正因为如此，我才难以理解我从营门那么奔跑的力量的源泉。我还是想活下去的，不是吗？即使是以毫无意志的、气喘嘘嘘奔向防空壕的那瞬间似的活法。
突然，我的另外一个声音说：“我当然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死哟。”这句话解开了我羞耻的疙瘩。虽说难以启齿，但我能够理解。我要说，我对军队的期待只是死，全是假的。因为，我对军队生活怀有一种官能的期待，而且保持这种期待的力量只不过是世人皆怀着的对于原始周于的坚信，只不过是那惟独自己绝不会死去的确信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