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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天过去，樱花开了。没什么人有闲暇赏花。能看到东京樱花的，大概只有我们学校中的我系的学生了。课后回家的路上，或我自己或偕两三名朋友，踱步S池畔。
花出奇地妩媚。对花来说，可称为衣裳的红白幕布，茶店的人来客往，观花的人群、叫卖气球风车的小贩等等一概没有。因此，那常青树中间恣意开放的樱花，不由得使人生出如见花的裸体之感。真实大自然的无偿奉献，大自然的无益奢侈。它从没有哪一次能像今春这样美得如此妖艳。自然难道要再次征服大地？不快的疑惑涌向我的心头。
不过，今年春天的华丽非同寻常。菜花的黄，嫩草的绿，樱花树干水灵灵的黑，骑在树梢上那阴郁的花的华盖，都成了带有恶意的艳丽色彩映入我的眼帘。这是色彩的火灾。
我们争论着无聊的法律问题，走在樱树丛和池塘之间的草坪上。那时，我很喜欢Y教授国际法教学的讥讽效果。空袭之下，教授从容不迫地进行他那没完没了的国际联盟的讲解。我似乎觉得在上麻将课或国际象棋课。“和平！”“和平！”这个始终像远方响铃一样的声音，我只认为是自己的耳鸣。
“关于物权要求权的绝对性问题……”
黑大个，只因肺浸润十分严重才没被拉去服兵役的农村出身的学生A发了话。
“算了，算了，没意思。”
一看就是个肺结核患者的脸色苍白的B马上挡住这话题。
“空中有敌机，地上有法律……哼……”我不禁冷笑着又说，“也许是天上有光荣，地下有和平。”
不是真肺病的就我一个。我装成了心脏病。那是个需要勋章或生病的时代。
突然，一阵用力踩踏樱花树下杂草的声响止住了我们的脚步。发出声响的人看到我们后，好象愕然一惊，是个身窗肮脏工作服、脚拖木屐的年轻男子。之所以看出他年轻，不过是因为他的战斗帽下露出了五五开的头发的颜色，至于那浑浊的脸色、稀疏邋遢的胡子、满是油垢的手脚、脏兮兮的咽喉，都显示出了与年龄没有任何关联的凄惨的疲惫。男子的斜后方，一个年轻的女子怄气似地低着头。她打着垂髻，上身穿国防色罩衫，下身穿崭新的碎白点花纹布的裙裤，给人以奇妙的新鲜感。这肯定是民工之间的幽会。他们今天没去工厂却来看花，像是偷懒。他们看到我们而大惊失色，大概是以为来了宪兵吧。
这对恋人用眼皮上翻的讨厌的眼神瞟了我们几眼，走开了。之后，我们再也无心开口说话。
没等樱花盛开，法学部便再度停课，学生被动员到距S湾数十里外的海军工厂。在同一时期里，母亲和弟弟妹妹疏散到了郊外有个小小农场的叔父家。东京的家中，剩下了一个老成的当学仆的中学生照顾父亲的生活。哪天断了米，学仆就用研钵研碎煮过的大豆，做成像吐泻物似的的糊，和我父亲共同餬口。他趁父亲不在时把储备的一点点副食品尝了个遍，搞得满地碎末。
海军工厂的生活很自在。我从事的是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和挖洞。我和台湾的童工一起挖掘零件工厂疏散用的横向坑壕。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妖们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他们教我说台湾话，我讲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坚信台湾的神能保佑他们的生命不被空袭夺去而且有朝一日会把他们安全送回故乡。他们的食欲达到了有违人道的地步。一个手脚麻利者躲过当厨的眼睛搞来的米和菜，被他们用多多的机油炒成了炒饭。我谢绝了这带有齿轮味道的美餐。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园子的书信来往已渐渐有了些特别的意思。在信中，我全无顾忌，既胆大又勇敢。一天上午，当警报接触的汽笛响过我回到工厂时，读着放在桌子上的园子的来信，我的手直打哆嗦。我任凭自己处于轻微的酩酊之中。我在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信中的一行文字：
“……我思念着您……”
人不在，鼓起了我的勇气。距离，给了我“正常状态”的资格。就是说，我掌握了临时雇用的“正常状态”。时空的间隔，将人的存在抽象给人看。心中对园子的一味倾倒以及与之毫不相关的脱离常规的肉欲，由于这种抽象化而成为等质物，在我的心里合二为一，把我的存在无矛盾地固定于每时每刻之中。我自在。每天的生活不知有多么痛快。有传闻说，敌军即将在S湾登陆，势必席卷这一点。于是，死亡的希冀，再次而且比从前更浓烈地弥漫在我的身旁。在此状态下，我确实“对人生寄予了希望”。
4月过半的一个星期六，难得一次我被批准在外过夜，变动身回了东京的家。原打算到家后从自己的书架上挑几本在工厂读的书，接着马上去母亲居住的郊外并在那里住一宿的。可是，当电车在途中遇上了警报因而一会儿停一会儿开的时候，一阵恶寒突然向我袭来。我感到了强烈的头晕目眩，火辣辣的无力感遍布全身。根据以往多次的经验，我知道是扁桃体发了炎。我刚进家门，就吩咐学仆为我铺好床马上休息了。
不多时，楼下传来了女人的喳喳声，振动了我那突突跳动的滚烫的额头。听见有人上了楼然后小跑过来。我微微睁开了眼。大花纹和服的下摆出现在眼前。
“——怎么啦？这副狼狈相。”
“哎呀，原来是千子。”
“只哎呀一声算什么？咱们都5年没见了。”
她是我远房亲戚家的女儿，名叫千枝子，亲戚间只顺口“千子”“千子”地叫她。她大我5岁。上次见到她，是她举行婚礼的时候。听说去年她的丈夫战死了，打那以后她变得有点神经质似的快活。确实，眼前的她完全是一派无法让人表示哀悼的快活劲儿。我惟有惊讶地沉默了。心想，把一大朵白色的假花插在头上又何必呢？
“今天有事来找老达，”她把我父亲的名字达夫叫成老达，接着又说，“为疏散行李的事来求他。听我爸说前不久在什么地方遇上了老达，老达要为我们介绍一个好地方呢？”
“我爸说今天要晚一点儿回来呢。不过，早点晚点都没关系的……”——我见她的嘴唇太红，于是不安起来。是发烧的缘故？我觉得那红颜色会剜去我的眼，加剧我的头痛。“瞧你……眼下光景这么化妆，别人不说闲话吗？”
“你已经到了注意女人化妆的年龄啦？这么躺着，还只像一个刚断奶的孩子呢。”
“讨厌！滚一边去！”
她则故意靠了过来。我把被子提到了下颚，生怕被她看见穿睡衣的样子。突然，她的手掌搁在了我的额头上。一股刺骨的凉劲来得正是时候，感动了我。
“真烫人。量了吗？”
“刚好39度。”
“需要冰呢。”
“哪有什么冰。”
“我想想办法。”
千枝子啪啪拍着袖子，很有兴致地下了楼。不大工夫，又上来，静静地坐下，说：
“我让那男孩去取了。”
“谢谢。”
我望着天花板。她伸手取枕头旁的书时，丝绸的凉丝丝的衣袖蹭了我的脸。我立时恋上了凉丝丝的衣袖。我本想对她讲“请把衣袖放在我的额头上”的，但又打消了这念头。室内暗了下来。
“跑腿的真磨蹭。”她说。
发烧的病人，在时间的感觉上病态般的准确，心中有数。千枝子格外地说“慢”，我想大概还早了些。两三分钟过后，她又说：
“真慢！那孩子究竟在干什么？”
“不是告诉你‘不慢’了吗！”
我神经质地吼道。
“看把你气得好可怜。闭上眼吧，别老睁着吓人的眼盯住天花板了。”
一闭上眼，就觉得眼里充满了眼皮带来的热，难受极了。突然，有什么触及我的额头。同时，轻微的喘息也触及额头。我挪动了一下额头，透出了没有意义的叹息。接着，异样的炽人的气息溶入我的气息，嘴忽然被沉甸甸油乎乎的东西堵塞。牙齿相碰，吱吱作响。我不敢睁眼看。这时，冷冰冰的手掌紧紧夹住了我的脸。
不多时，千枝子撤起身，我也坐了起来。薄暮之中，二人对视许久。千枝子的姐妹都是些风骚的女人。显而易见，同样的血也在她的体内熊熊燃烧。然而，她那燃烧着的东西与我疫病的发烧结成了难以形容的奇妙的亲热感。我完全立起身，说：“再来一次”。学仆返回以前，我们没完没了地接吻，接吻。“只接吻，可只接吻啊。”她不停地说。
——这接吻是有肉感呢？还是没有肉感呢？我不知道。首先，第一次体验的本身就是一种肉感，所以，或许本没有辨别这事的必要。即使从我的酩酊中抽出那唯心的因素也毫无用处。重要的是，我成了一个“了解了接吻的男人”。一个疼爱妹妹的小孩，每当在别处有好吃的点心端上来，总想让妹妹尝尝。我就像是这小孩，和千枝子拥抱着的同时一味思念着园子。之后，我的思绪全部集中到了和园子接吻的空想上。这就是我首次的而且是最严重的失算。
停！对于园子的思念渐渐把这最初的体验变得丑恶。第二天接到千枝子打来的电话时，我谎称自己明天要回工厂。我没有践约去幽会。我无视那不自然的冷漠根源于首次接吻没有快感的事实，而强迫自己认定：正因为自己爱着园子，所以才感到丑恶。作为自己的借口，我第一次利用了对园子的爱。
同初恋的少男少女似的，我和园子也交换了相片。她来信说把我的相片放进大徽章中挂在胸前。可是，园子送我的相片太大只能放入文件夹。就连里兜也装不进，我只好包在包袱里，走路时拿在手上。放在工厂里吧，怕不在时失火，我回家的时候也带着。一天晚上，在返回工厂的电车上，突然遇上了警报，灯关了。紧接着，要隐蔽。我用手去摸网状行李架，这才发现大包被人偷去。包着相片的小包袱也在其中。我天生迷信，即日起，一股“不早日见到园子不吉利”的不安到处追赶我。
5月24日的晚间空袭，像3月9日夜半的空袭一样决定了我。想必，我和园子之间需要一种瘴气一样的东西，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不幸散发出的。这如同某种化合物需要硫酸的媒介一样。
辽阔的原野和丘陵的交界处，挖有无数条的堑壕。藏身其中，我们看见了东京的上空烧得通红。爆炸不时发生，光映被抛向天空，于是，云彩之间竟不可思议地露出蔚蓝的白昼之空。就是说，夜半更深之时现出了瞬间蓝空。无力的探照灯宛如迎接敌机的探空灯一般，屡屡把敌机机翼的辉耀收入淡淡的光束的十字中，并不断把那光的接力棒递交给东京近处的探照灯，完成另外殷勤诱导的任务。高射炮的炮击，近来也稀疏了许多。B…29轻而易举地到达了东京的上空。
在这里，究竟能分清敌我双方空战于东京上空的情形吗？尽管如此，每当看见红通通的天空中被击落的机影，观众便齐声喝彩。童工吵得最凶。来自各个堑壕中的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我以为，在此眺望远景，不论坠落的是敌机还是我机，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所谓战争，就是这样。
——第二天，脚踏仍在冒烟的枕木，通过窄木板已有一半被烧的铁桥，走了半程交通中断的私营铁路，我回了家。一看，只有我家附近没有着火还完整无损。偶尔来家住上一宿的母亲和妹妹弟弟，因为昨夜的火光照射反而更精神了。为庆祝我家的房屋免遭火难，大家吃了从地下扒出的羊羹罐头。
“哥哥热恋着一个人吧？”
17岁的妹妹走进我的房间，又蹦又跳地问。
“谁说的？”
“我清楚得很。”
“喜欢一个人不行吗？”
“当然可以。什么时候结婚呀？”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在逃犯偶然间被陌生人说出了有关犯罪的事实一样。
“什么婚不婚的，不结！”
“不道德。压根儿不想和人家结婚还热恋着，是不是？讨厌。男人就是坏。”
“再不出去，就用墨水浇你。”屋里只剩下我自己，我絮叨不已，“是啊，在这世上能结婚，还能养小孩。我怎么就忘了呢？至少，我怎么就装作忘了呢，以为战争太激烈连结婚这一小小的幸福不可能，只是我的错觉。其实，结婚对我来说，可能是极其重大的幸福呢。重大到了毛发竦然的地步……”——这种想法促使我产生了今明两天一定要见到园子的矛盾心理。这，就是爱吗？或许，它正是一个不安埋藏在我们的心底时，以古怪的热情状态在我们身上出现的、近似于“对于不安的好奇心”呢。
园子以及园子的祖母、母亲多次来信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