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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入梦 作者:格非-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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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四下张望,向人打听渡口的方位时,依然残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阳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
一个在汽车站前买凉茶的妇女坐在树阴下,一边用扇子驱赶着苍蝇和飞虫,一边朝旁边的巷子指了指,
对谭功达道:“你听见锣鼓声了吗?”谭功达静心一听,远处果然有锣鼓声隐隐传来。
  这位妇人即便是抿着嘴,两颗大门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这个巷子,往东一拐,就可以看见渡
口的船了。不过要快一点,共青团秧歌队的锣鼓一停,船就要开了。”谭功达出于感激,连喝了她两杯
茶,刚想离开,大暴牙妇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谭功达好一阵子,这才似笑非笑地说:
“那条船有两条跳板。你上船的时候,最好走左边的那一条。”“为什么?”谭功达一愣,满脸疑虑地
看着她。
  那女人诡谲一笑,未再说话。
  谭功达走进了一条覆满莓苔的阴暗的巷子。听到锣鼓声渐渐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
他看见不远处的树林边有一片狭窄的河湾,水面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一批身背腰鼓,穿红挂绿的秧歌
队员正在上船。他们排着队,在走上跳板的时候,仍然在打着腰鼓。
  其实,时间完全来得及。谭功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渡口边,上了船,在船
舱的一个角落里大口大口地泛着酸水,而排队上船的共青团员仍有一小半还留在岸上。船舱里弥漫着脂
粉和机油的气味。竹制的顶棚筛出细碎的阳光,像铜钱一样,随着船身的摇摆在船舱里跳动不已。舵工
赤着脚,敞着胸,黝黑结实,在船头船尾走来走去。那些秧歌队员进了船舱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
推你一把,叽叽喳喳地嬉戏打闹。
  谭功达拿起草帽,扇了扇风,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人群中出现一阵骚
动。他扒住船帮往外一看,原来,最后一名秧歌队员在上船时脚底打滑,连人带鼓坠入了河中。好在河
水不深,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芦苇丛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呛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就被人救起,浑身
上下都是泥浆。那姑娘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笑。
  这个有惊无险的意外并不算什么,相反给接下来的旅程增添了小小的乐趣。秧歌队员们不时拿她打
趣,那姑娘很快也恢复如常,跟着大伙一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只有谭功达一个人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那个卖凉茶的妇女,为什么要嘱咐我走
左边的跳板?而女秧歌队员正因为走了右边的跳板而落水,难道仅仅是巧合?谭功达虽说从来都不迷信,
可这会儿心里倒有些疑神疑鬼。自己从黑暗中的梅城启程,在弥天大雾中直接切入了阳光明媚的窦庄渡
口,这使他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在窦庄与梅城之间,隔开的也许并不是六、七十华里的路程,而
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懒懒地看着水面上绿色的浮萍和露出尖顶的荷叶。此刻,正在内心折磨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驱之
不去的念头。早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遭到土匪绑架,被人押往花家舍的途中,很难说不是走了同一
条水路!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在这一刻,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的命运与母
亲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船舱里多了一群秧歌队员;船已由帆船改为柴油机动船——它“噗
噗”地冒着黑烟,油烟和热风吹到了他的脸上。妈妈。妈妈。他默默地呼唤着她,眼前出现了母亲花一
般姣好的面容,她永远都是十九岁!永远都那么漂亮、多愁善感。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妈妈,妈妈,如果上天真的有灵,你就让鱼儿跃出水面,好叫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水上游着的鸭群没有回答。
  隔年荷花的残根败叶没有回答。
  流水中倒映着寂寞的天空没有回答。
  没有鱼儿跃出水面。
  从水面突然出现的是一块块浮标,固定在长满菖蒲的湖水中,把他们拼在一起,一个个数过去,就
是一幅完整的标语:花家舍欢迎您船靠岸边,谭功达看见河滩的沙地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
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束一根褐色的武装带,两根羊角辫,垂挂于
肩窝的两侧,脚蹬解放鞋,看上去利利索索,又透出一股飒爽的英气。她是受公社指派来接人的。由于
全船的乘客中除了披红挂绿的秧歌队演员外,只有谭功达一个人,他们很容易就搭上了话。
  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心计,甚至还有点孩子气般的天真烂漫。也许是天生的声带狭窄,说起话
来莺声燕语,而且一见面就冲着他笑个不停。她问他是不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谭同志,谭功达点点头。
随后谭功达问她怎么称呼,女孩笑了笑道:“你就叫我小韶好了,韶山的韶。”她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
像章,眉眼有几分长得像白小娴,又有几分像姚佩佩。只是不像小娴那么矜持,也全无姚佩佩的阴郁和
忧戚。这时,谭功达的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
伤的种子……那枚毛主席像章的小别针会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
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小韶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微微泛出红晕,赶紧从他手里抢过公文包来,轻声道:“怎么了,
您?”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
分不清是女孩的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
西?”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椹,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
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
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带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
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
去就来”。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
摘一些桑椹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像
中的桑椹,谭功达道:“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小韶笑道:“想吃桑椹,你自己摘不就行
了?这儿遍地都是。”“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
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
“撒尿。”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
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
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像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
困的岛屿,孤立无援。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
比想像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
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
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
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
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裂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
牙:“啊,欢迎,欢迎!”“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
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八斤,
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
“小韶,今晚演什么呀?”“白毛女。”“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
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
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
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
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2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
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
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
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
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
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
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
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隐隐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
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
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
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
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
“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
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
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
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
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
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
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
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
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
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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