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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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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清流”报复。史可法由于知 
  道福王名声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怀疑虑的东林党人的影响。 
       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 
  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 
  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 
  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6月 
  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 (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 
  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1644年6月5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 

② 邓斯坦: 《晚明的时疫》'149',第12 页。 
③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3 页;和居密:《明清棉纺织业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563',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2 (1974 年12 月),第525 页。 
④ 见前地图26。 

… Page 399…

  仿照1449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月7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 
  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 
  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15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 
  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 
  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 
  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 
  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 
  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 
   “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 
  太监)和操江提督。①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 
  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 
  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 
  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 
  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 
  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 
  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②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 
  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 
  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 
  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 
  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25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 
  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 
  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 
  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 
  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 
  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 
  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 

①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615',见乐天居士编:《痛史》(顺治〔1644—1662〕初年;上海,1911 年重 

印),第3 卷,ⅩⅤⅢ,2,第10 叶。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东南的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动乱,见傅衣 
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  (北京,1961 年),第92—124 页;以及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182'  (上海,1957 年),第94—95 页;森正夫:《明清时代之土地制度》'397',见岩波正典编:《岩波 
世界历史讲座》 (东京,1971 年),第12 卷,第7 章,第235—245 页;和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 
模式》'151'  (斯坦福,1973 年),第245—247 页。 
② 到明史的这个时期,一个名为复社的东林附属组织深深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为了方便起见,在 

以后发生的事情中,东林一词将用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倾向于夸大复社在晚明政 
治史上的重要性,见威廉·S。阿特韦尔:《从教育到政治:复社》'2',载《新儒学的演变》'138',狄百瑞 
编 (纽约和伦敦,1875 年),第333—367 页。又见登纳林:《嘉定义士》'142',处处可见。 

… Page 400…

  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6 
  月19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 
  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 
  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 
  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 
  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 
  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 
  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 
  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 
  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 
  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 
  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 
  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 
  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 
  购买。此外,每镇定员30000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20两。 
  史可法和他的30000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 
  和他的50000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 
  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 
  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60000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 
  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 
  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700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 
  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100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 
  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 
                                   ③ 
  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 
  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 
  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 
  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 
  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 
  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 
  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 
  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 (而且有墙把各小 
  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 
  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 
  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 Page 401…

            ① 
  指挥的。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 
  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 
  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 
  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 
  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 
  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 
  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 
   “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16世纪末 
  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 
  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17世纪20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①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② 
  论并导致恶果。阮大铖终于在1644年9月30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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