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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体制，改南京为江宁；从此它仅是江南（原南直隶）的省城。对南京
的官僚机构因而进行了缩减与改组，勋臣和武将则被并入清军。多铎成功地
完成了艰巨的征战后，清廷解除了他的职务，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浑代镇江宁，
命声名狼藉但非常能干的明降将洪承畴总督军务，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
宜。②
人民更关心的是将在6月24日开始实行的38条法令。与头年在北方颁
布的相仿，它们包括：大赦；废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及其拖欠；严惩贪脏
枉法的官吏；豁免赋税，特别是豁免顺从清统治的地区的赋税；审慎地起用
真心归附的文武官员，并广为延请前朝其他勋臣、官员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
恢复商业；关心穷人和家庭团聚；归还被地方豪强霸占的财产，让人民安居
乐业；重建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其他收买人心的表示。对还不屈服的敌人，
清廷提出种种劝诱：对投降的起义军宽大处理；对愿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领袖，
以同样的品级、头衔和俸禄任用；对向清当局自首的明朝诸王以礼相待，包
括国家给予补助。
其中一条与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样。这就是7月21日在江宁颁布的薙发
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采用满族发式——剃去头部前面的头发，
梳一条长辫子——和改穿满族服装以显示他们对清的忠心。法令规定，各地
从它到达之日起，10天内强制执行，违者处死，这条法令在北方曾被暂时取
消，也许是因为它太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当多铎最初统制南京时曾明确表
①
示，只有参加清军的中国武职人员才需要改变发式和服装。在江南颁布并严
厉推行这条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绪。
在明朝的两座京城相继失陷后，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员曾竭力压制
各种不满与不法分子 （主要是佃农、奴仆和秘密会党）的动乱，他们现在欢
迎任何人来掌权，只要能恢复他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因此，当汉族的清官
吏最初出现时，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采
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最后通牒到达各州县时，事情
很明显，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蛮子”，于是反清的共同事业把各种社会成分
团结起来，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吵作一团。
① 龙文彬编：《明会要》＇364＇ （1887 年；北京，1956 年重印），Ⅰ，第541、566—567 页，Ⅱ，第1230—1231
页。黄开华：《明史论集》＇247＇ （九龙，1972 年），第1 章。
②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 （1945 年；香
港，1969 年影印本），第38—41 页。又见本书第4 章，《永乐统治时期》。
① 即广东和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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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抗在四个地区变得最坚决：（1）苏松三角洲东北的高度商业化地
区；（2）苏州西边和东南边的太湖和泖湖地区，这里便于行动与隐匿；（3）南
京西南宁国与休宁之间的山区通道；（4）江西东北部，这里住有许多明宗室成
员。
这些地区的抵抗采取许多形式：坚守城池抵御清军围攻；在乡村地区伏
击清军或将他们逐出战略要地；袭击清军已占领的城市或军事据点；发动城
市暴动，暗杀清官吏。支持并有时接替这种抵抗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
成分。他们包括在职与退职的明朝文武官员，地方衙门或自安机构的成员，
明宗室，地方乡绅和商人，政治与文学团体的领袖，明朝官军，地方民团，
民间军事专家，财主家的打手，农民自卫军，尚武的僧人，秘密帮会，反叛
的佃农和“奴仆”，海盗和匪帮。
这帮奇特的共事者，他们的利益是如此不同与互相冲突，他们各人心向
往之的秩序 （如果有的话）是如此不确定，因此，坚强与持久的抵抗势难维
持。此外，尽管许多抵抗领袖接受了设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
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隶任何有影响的存在已经消失，没有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行
动。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对顺从蛮子习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坏，因为攻击他
们的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往往比他们的满族主子更加野蛮。对顽抗的城
镇进行残酷屠杀的清政策，也吓住了抵抗者。总计起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数目大得惊人。
在已经成为清第二基地的地区普遍发生的抵抗运动，不是满族人没有立
刻南进的唯一原因。八旗军和将领们需要轮换和休息。此外，清廷不仅要供
应占领江南的军队，而且要供应荒芜了的湖广省的驻军，这个地区以往向东
输出多余的粮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员洪承畴需要重新估计总的形势。也许这
是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
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很难说这是明朝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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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
两个朝廷的并存
弘光时期，给许多从北方到南方来避难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点。
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部；唐王朱聿键的封地在河南，当南京陷落
①
时，他正经过苏州去广西。唐王曾继续南行。当杭州陷落时，他在一个正在
①
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
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1645年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
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
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他在7月26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
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
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
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
占了上风，1645年8月18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
②
地区。 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7月31日
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
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
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
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
地接受这个要求，于8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③
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
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
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
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
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
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
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
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
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
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
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
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
①
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与他们头衔。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
① 吴伟业：《绥寇纪略》＇598＇ （清初；台北，1968 年重印），补遗，下，第17—22 叶。
① 刘宗周： 《刘子全书》＇353＇ （约1821—1850 年，台北重印，无日期），18，第3 — 5、13—15 叶。
② 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127＇，见《中国文化》，6，2 （1965 年3 月），第28—105 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 （斯坦福，1966 年），第209—210 页。
① 见本书第10 章，《魏忠贤掌权》、《魏忠贤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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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
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
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省。
郑芝龙 （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
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
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
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年，明
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
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①
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
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
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
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
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
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1645年10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
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10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
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
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
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
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
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
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号，但鲁王朝廷根本不
想与隆武朝廷合作，于是，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1646年2月，隆武皇帝曾给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恳求
他为了中兴事业进行合作，并发誓不同室操戈。他诚恳地说明他要求最高统
治权并非出于自私，说明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鲁王的地区计划
②
军事行动。但不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绍兴的鲁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
派一个御史带了许多银两去犒劳驻守在钱塘江的军队，但得不到鲁王当局的
保护，结果被不受约束的军队杀害。夏初，鲁王派一个使臣去福建，被隆武
皇帝监禁并处死，这也许是由于怀疑他与郑芝龙勾结。
要解释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们必须从地理、两位藩王的性格和当时
恐惧的心情来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
了直接的交往，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