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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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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政体制,改南京为江宁;从此它仅是江南(原南直隶)的省城。对南京 
  的官僚机构因而进行了缩减与改组,勋臣和武将则被并入清军。多铎成功地 
  完成了艰巨的征战后,清廷解除了他的职务,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浑代镇江宁, 
  命声名狼藉但非常能干的明降将洪承畴总督军务,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 
  宜。② 
       人民更关心的是将在6月24日开始实行的38条法令。与头年在北方颁 
  布的相仿,它们包括:大赦;废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及其拖欠;严惩贪脏 
  枉法的官吏;豁免赋税,特别是豁免顺从清统治的地区的赋税;审慎地起用 
  真心归附的文武官员,并广为延请前朝其他勋臣、官员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 
  恢复商业;关心穷人和家庭团聚;归还被地方豪强霸占的财产,让人民安居 
  乐业;重建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其他收买人心的表示。对还不屈服的敌人, 
  清廷提出种种劝诱:对投降的起义军宽大处理;对愿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领袖, 
  以同样的品级、头衔和俸禄任用;对向清当局自首的明朝诸王以礼相待,包 
  括国家给予补助。 
       其中一条与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样。这就是7月21日在江宁颁布的薙发 
  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采用满族发式——剃去头部前面的头发, 
  梳一条长辫子——和改穿满族服装以显示他们对清的忠心。法令规定,各地 
  从它到达之日起,10天内强制执行,违者处死,这条法令在北方曾被暂时取 
  消,也许是因为它太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当多铎最初统制南京时曾明确表 
                                                                    ① 
  示,只有参加清军的中国武职人员才需要改变发式和服装。在江南颁布并严 
  厉推行这条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绪。 
       在明朝的两座京城相继失陷后,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员曾竭力压制 
  各种不满与不法分子 (主要是佃农、奴仆和秘密会党)的动乱,他们现在欢 
  迎任何人来掌权,只要能恢复他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因此,当汉族的清官 
  吏最初出现时,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采 
  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最后通牒到达各州县时,事情 
  很明显,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蛮子”,于是反清的共同事业把各种社会成分 
  团结起来,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吵作一团。 

① 龙文彬编:《明会要》'364' (1887 年;北京,1956 年重印),Ⅰ,第541、566—567 页,Ⅱ,第1230—1231 

页。黄开华:《明史论集》'247'  (九龙,1972 年),第1 章。 
②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 (1945 年;香 

港,1969 年影印本),第38—41 页。又见本书第4 章,《永乐统治时期》。 
① 即广东和广西。 

… Page 410…

     这种抵抗在四个地区变得最坚决:(1)苏松三角洲东北的高度商业化地 
区;(2)苏州西边和东南边的太湖和泖湖地区,这里便于行动与隐匿;(3)南 
京西南宁国与休宁之间的山区通道;(4)江西东北部,这里住有许多明宗室成 
员。 
     这些地区的抵抗采取许多形式:坚守城池抵御清军围攻;在乡村地区伏 
击清军或将他们逐出战略要地;袭击清军已占领的城市或军事据点;发动城 
市暴动,暗杀清官吏。支持并有时接替这种抵抗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 
成分。他们包括在职与退职的明朝文武官员,地方衙门或自安机构的成员, 
明宗室,地方乡绅和商人,政治与文学团体的领袖,明朝官军,地方民团, 
民间军事专家,财主家的打手,农民自卫军,尚武的僧人,秘密帮会,反叛 
的佃农和“奴仆”,海盗和匪帮。 
     这帮奇特的共事者,他们的利益是如此不同与互相冲突,他们各人心向 
往之的秩序 (如果有的话)是如此不确定,因此,坚强与持久的抵抗势难维 
持。此外,尽管许多抵抗领袖接受了设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 
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隶任何有影响的存在已经消失,没有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行 
动。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对顺从蛮子习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坏,因为攻击他 
们的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往往比他们的满族主子更加野蛮。对顽抗的城 
镇进行残酷屠杀的清政策,也吓住了抵抗者。总计起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数目大得惊人。 
     在已经成为清第二基地的地区普遍发生的抵抗运动,不是满族人没有立 
刻南进的唯一原因。八旗军和将领们需要轮换和休息。此外,清廷不仅要供 
应占领江南的军队,而且要供应荒芜了的湖广省的驻军,这个地区以往向东 
输出多余的粮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员洪承畴需要重新估计总的形势。也许这 
是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 
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很难说这是明朝的转机。 

… Page 411…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 

                                     两个朝廷的并存 

        弘光时期,给许多从北方到南方来避难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点。 
  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部;唐王朱聿键的封地在河南,当南京陷落 
                                  ① 
  时,他正经过苏州去广西。唐王曾继续南行。当杭州陷落时,他在一个正在 
                                                         ① 
  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 
  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1645年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 
  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 
  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他在7月26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 
  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 
  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 
  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 
  占了上风,1645年8月18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 
          ② 
  地区。 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7月31日 
  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 
  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 
  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 
  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 
  地接受这个要求,于8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③ 
        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 
  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 
  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 
  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 
  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 
  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 
  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 
  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 
  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 
  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 
  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 
  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 
                                       ① 
  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与他们头衔。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 

① 吴伟业:《绥寇纪略》'598'  (清初;台北,1968 年重印),补遗,下,第17—22 叶。 
① 刘宗周: 《刘子全书》'353'  (约1821—1850 年,台北重印,无日期),18,第3 — 5、13—15 叶。 
② 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127',见《中国文化》,6,2 (1965 年3 月),第28—105 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  (斯坦福,1966 年),第209—210 页。 
① 见本书第10 章,《魏忠贤掌权》、《魏忠贤的垮台》。 

… Page 412…

  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 
  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 
  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省。 
       郑芝龙 (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 
  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 
  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 
  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年,明 
  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 
  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① 
       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 
  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 
  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 
  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 
  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 
  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1645年10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 
  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10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 
  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 
  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 
  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 
  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 
  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 
  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号,但鲁王朝廷根本不 
  想与隆武朝廷合作,于是,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1646年2月,隆武皇帝曾给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恳求 
  他为了中兴事业进行合作,并发誓不同室操戈。他诚恳地说明他要求最高统 
  治权并非出于自私,说明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鲁王的地区计划 
              ② 
  军事行动。但不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绍兴的鲁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 
  派一个御史带了许多银两去犒劳驻守在钱塘江的军队,但得不到鲁王当局的 
  保护,结果被不受约束的军队杀害。夏初,鲁王派一个使臣去福建,被隆武 
  皇帝监禁并处死,这也许是由于怀疑他与郑芝龙勾结。 
       要解释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们必须从地理、两位藩王的性格和当时 
  恐惧的心情来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 
  了直接的交往,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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