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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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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李成栋在1648年5月初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商量好之后,胁迫佟 
  养甲一起宣布归顺永历朝廷,也许曾威胁要杀掉佟养甲的八旗兵和所有采取 
  满族生活方式的人。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 
  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随后又送去一封书信,请求不要怀疑他是故设圈 
  套。 
       但永历皇帝仍然没有赶紧返回广东。朝廷起初曾考虑瞿式耜所坚持的回 
  桂林的意见,但后来又同意了李成栋的理由,即皇帝若不莅临,他既不能安 
  定广东的民心,又不能保证该省的安全。由于金声桓和李成栋如此明显地扭 
  转了朝廷的命运,人们感到皇帝应回到肇庆以表示鼓励。这样,皇帝一行终 
  于在1648年9月下旬到达肇庆;他们在经历了一年的艰苦与屈辱之后,高兴 
  地看到李成栋待他们十分丰厚。 
       在北方,这些事态发展震动了清廷。一支完全由旗兵组成的军队,在满 
  族和蒙古将领的带领下,从北京直奔金声桓而来。此时金声桓和王得仁尚未 
  攻下赣州,不得不匆忙撤退,回救南昌。他们刚来得及在清军于7月9日对 
  南昌发动第一次预定的进攻之前重新进入该城。但到8月下旬,清军的这种 
  进攻并不成功,于是准备围困这座城市,用饥饿迫使它屈服。 
       与此同时,清军从湖广南部的前沿阵地往后撤;在1648年一年中,何腾 
  蛟和几个原来被困在广西东北部的将领,因此得以收复湖广南部许多地方。 
  金声桓和王得仁曾向何腾蛟求救。但由于何腾蛟对所部将领并无多大实际控 
  制权,不能从湖广东南部发动一次有效的陆地攻势进入江西西北部,因此援 
  军一直没有到达南昌。南昌被围八个月之后,久已人相食,这时一些士兵秘 
  密同意投降,清军得以在1649年3月1日攀登城墙入城。金声桓自尽,王得 
  仁在战斗中被俘,并被处死。 
       同一天,在湖广中部,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他在长沙被杀。接着 
  在4月中旬,李成栋在江西南部涉水渡河时淹死。这是在一次收复赣州的艰 
  苦战斗中被清军击败以后。何腾蛟的失败,是原左良玉部将领、李自成残部 
  首领和他们名义上的上级湖广南部巡抚堵胤锡之间的一次争吵造成的。李成 
  栋的失败,是因为清廷能接济与增援赣州,而李成栋一过梅关往北出了广东 
  地界,永历朝廷就不能接济他。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 
  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从 
  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回到广东后,朝廷的头一件事是封官进爵。这事的主要困难,是在分配 
  官职和权力上要在两派人之间保持平衡,一派是在皇帝颠沛流离中的“扈驾 
  元勋”,一派是跟随李成栋从广州来的“反正功臣”。但是不久,旧臣与新 
  贵之间的矛盾就被更加典型的由同乡、师生和同寅关系形成的党派之间的矛 
  盾所代替。为了生存和取得支配地位,一个党派必须在内廷、外廷和地方政 
  府 (这在永历时期就是各地将领控制下的机构)都有得力的成员。党派竞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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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标是获取官职,特别是内阁中的高级官职,从而影响甚至控制皇帝的行 
  动。 
       形成了两个大党。占优势的楚党的核心成员在都察院 (外廷)。它在太 
  监和锦衣卫 (内廷)中也有拥护者和同情者。此外,它还得到了地方的军事 
  领袖(主要是李成栋,他现在是整个东南的总督,和瞿式耜,他任兵部尚书, 
  负责保卫桂林)以及宰辅的支持。这一党的领袖,左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给 
  事中丁时魁,加上御史刘湘客、蒙正发和金堡,以他们在政治上的跋扈,被 
                    ① 
  称为“五虎”。 
       较弱的吴党从内廷获取支持:太监、外戚,特别是马吉翔,他作为锦衣 
  卫指挥使,成了皇帝身边有影响的随从和大臣。这一党在地方上的主要支持 
  者是庆国公陈邦傅,他不断地并经常非法地扩张他在广西的势力。外廷的拥 
  护者大多是各部的低级官员,在大学士中有两人被认为是吴党。 
       各党的名称,来自各党领袖的原籍,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为什么在一 
  个岌岌可危的政权里,有那么多人得到了官职。他们远离沦陷的家乡,除去 
  俸禄、当官的特权和政府官职提供的贪污受贿的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这一点对爱国义士和投机者都一样。前者可能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他们追求 
  高官是为了对抵抗运动进行领导。后者追求高官是为了俸禄和可能收到的“遗 
  赠”。他们还希望,当他们将来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时,清廷能承认他们从前 
  的官品。但楚党决非个个都是爱国义士,吴党也不都是投机者。 
       在朝廷留在肇庆的一年另四个月中,楚党始终保持优势。一部分原因是 
  朝廷依赖李成栋,他手下的将领控制着广东,他的儿子控制着锦衣卫,他死 
  后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党置根于外廷的官僚机构,他们竭力评弹时政, 
  参劾官吏。这种直言敢谏,特别是金堡严厉尖刻的言词,可能使皇帝和那些 
   (特别是吴党中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感到烦恼。但朝廷又需 
  要以此来吸引大批真心实意的文官,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它名义上控制下的 
  各省面前树立一个真诚政府的形象。换句话说,楚党代表了明朝的正统,而 
  这是永历朝廷这时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 
  官身上,而对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够。 
       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锦衣卫马吉翔和其他与内廷有关系的人,亲自负 
  责皇帝的安全,从而权势日增。他们在肇庆时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是永历皇 
  帝胆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对明朝统治结构的无知,使他把太监和马吉翔当作 
  挡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缩。此外,某些楚党的批评 
  是虚伪的或空洞的,因为由于与军阀勾结以施加压力,由于提拔私人和收受 
  贿赂,他们也变成了他们所悲叹的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特别说明这个时期统治与政策讨论的情形:张献忠义子孙可 
  望由于宣布拥戴明朝,并听从朝廷要他把大军部署在云南的安排,要求封他 
  为秦王。“现实主义者”主张迎合军阀的虚荣心甚至他们的领土野心,只要 
  这些能增强朝廷的防卫;认为皇帝的封赐可以把潜在敌人化为有价值的盟 

① 根据现存的世系档案推算,这两个藩王的祖先分别是太祖第9 子和第22 子。见理查德·C。鲁道夫:《明 

监国鲁王之真墓》'441',《华裔学志》,29  (1970—1971 年),第487—489 页;陈燕翼(1634 年进士): 
 《思文大纪》'60'  (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11,台北,1967 年),2,第2 — 3 叶。这与《诸王世表》 
二、三中所记不同,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  (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无论如何,朱聿键作 
为太祖的9 世孙,被公认是太祖10 世孙朱以海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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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 
       但是,以给事中金堡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则和朝廷尊严的捍卫者,激 
  烈反对这种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训”不允许对异姓封王。 
  其次,朝廷因这件尴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损失,肯定超过从 
  一个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的军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补偿。不论封王与否,朝 
  廷都不可能实际控制孙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态度坚决,孙可望也许知难而止, 
                           ② 
  会自愿效忠并且服从。金堡的奏疏博学雄辩,但也迂腐之极;它中止了对这 
  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达一年之久,直到楚党失势。朝廷决定改封孙可望为景国 
  公。 
       但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越权行动。堵胤锡和陈邦傅出于不同的理由, 
  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各自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王。陈邦傅授他以 
                                                    ① 
  他所贪图的秦王,堵胤锡授他以郡王的爵位。当孙可望接到这些互相矛盾的 
  封号时,大为忿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说明。于是舆论哗然,交章参劾,过了 
  几个月,朝廷才决定批准堵胤锡的说法,但对这件事的处置失当,已经把与 
  孙可望的关系引向灾难性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 
  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 
  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 
  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 
  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 
  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 
  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 
  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 
  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 
  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 
  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 
  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 
  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于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 
  这当作问题。 
       1650年2月6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 
  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1649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在1648 
  年10月,满族郑亲王济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 
  ②但当他在1649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 

② 严格地说,这条江仅在流入杭州湾的尽头一段称为钱塘江,但为方便起见,在这里将直到江西东北部的 

整条江均称作钱塘江。 
① 即浙江钱塘江以东和杭州湾以南地区。 
② 关于在绍兴即监国位的日期,原始资料的说法很不一致。见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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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 
  湖广,去了广西。经过1649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 
  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 
  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解救赣州和消灭该省义军的活动。李成栋的军 
  队在赣州附近崩溃后,清军只是守住梅关,没有进入广东。此外,在北方, 
  清廷正在镇压另一起反叛。1649年1月15日,清军镇守山西大同的总兵姜 
  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后被出卖,于 10 
  月4日被杀。 
       尽管如此,1649年6月28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个藩王 
  ——都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师征服两广。中间 
  发生了一些耽搁,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发,他的部下在军中藏匿逃人,罪当 
  死,他在江西自尽。他的儿子耿继茂代领其众,出征才按原定计划进行。1650 
  年11月,孔有德从长沙向南,致力于重新占领广西东北部,与此同时,耿继 
  茂和尚可喜通过梅关进入广东北部。 
       这次进军,清军比以前审慎,集中在少数目标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 
  有危险,在广东中西部,关键要地仍在永历军手中。1650年4月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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