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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上防御。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119＇，圈点印刷本（约1680 年；香港1974 年重印）。
④ 王世贞的批评，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① 关于明朝奏议的种类和传送，见赛拉斯·吴：《明代奏议的传送及对传送网的评价》＇596＇，《通报》，
54 （1968 年），第275—287 页。
② 明代官方文献的种类和它们的名称，显然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文献的种类与使用》＇153＇中所说的
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见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 （1940 年），第1—71 页；也同费正清和邓嗣禹
在 《清代的行政：三项研究》＇152＇ （坎布里奇，1960 年）中所说的不尽相同。
① 30 卷 （1638 年；台北1964 年重印）。
① 有彼德·格雷纳的德译本：《从明初至天顺末年（1368—1464 年）的明代锦衣卫》＇193＇ （威斯巴登，1975
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贞关于锦衣卫的笔记，二部》＇192＇，见《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艾尔弗雷
德·霍夫曼诞辰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汉斯·林克、彼德·莱姆比格勒和沃尔夫冈·库宾编 （蒂宾根
和巴塞尔，1976 年），第130—163 页。
② 又见黄章健：《明代律例汇编》＇244＇，两卷（台北，1979 年），开列了他所知道的尚存72 种版本的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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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和地理、经济、科技著作
本节提到的类书和其他作品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类书的编
纂在明朝的最后50年达到全盛时期。在《四库全书总目》所列的包括一切时
代，其中也包括清朝头100年的282部类书中，几乎有一半 （139部）是明
①
代编纂的。这些类书也包括经世文材料，但范围有限，只收入整个作品的一
小部分。这类作品中只有两部最突出的作品需要提及。《三才图会》（1609
① ②
年，9。2。2）是王圻编纂的，他也是一部重要政书的编纂者。这部有图像说
明的类书分为14门，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
服、人事 （音乐、游戏、书法、绘画、舞蹈、气功、体育、斗鸡）、仪制、
珍宝、文史、鸟兽、草木。
③ ①
另一部是章潢的《图书编》（1613年，9。2。3），也包括这样一些类
目如易象、天文、历算、明帝国和外国的地理、边防、人道、中国历史上的
帝王和著名人物，以及政治、社会和宗教机构。章潢认识利玛窦，他在他的
类书中收入后者著名的《万国舆图》。除了这些供学者使用的学术性类书外，
还有许多通俗性类书，它们反映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一般知书识字的人
的知识水平。②
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帝国行政地理的两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是
③
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徐宏祖有许多新的地理发现，最
值得注意的是他查明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和指出澜沧江和怒江的上游是不同
④
的河流。徐宏祖的地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出版于17世纪之前的其他地
①
图，有罗洪先的《广舆图》（1541年，8。1。3），它主要是根据朱思本（1273
—约1338年）的所谓“蒙古地图”，而加以补充。
在15世纪初和随后的海上远征中新得到的地理知识，在郑若曾著作中的
②
地图中和《武备志》里得到体现。精心绘制的中国及其邻国的详图，附有文
字说明，出现在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1635年，8。1。8）中。
① 《明实录》＇380＇中有关蒙古和满洲的章节，田村实造摘录出来单独出版，书名《明代满蒙史料》＇496＇，
18 卷 （京都，1954—1959 年） （7。3。27）；有关东南亚的章节，赵令扬等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
＇48＇，两卷（香港，1968 和1976 年）；有关云南历史的章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
组编成《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123＇ （昆明，1959 年） （7。5。13）。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53—1054 页。
② （7。3。5，7。10。2）；《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7—1029 页。
③ （7。3。6）：《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67—1368 页。
① （7。3。2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44—546 页。
② 有亨利·塞鲁斯的法译本：《萧大亨的〈北路风俗〉》＇455＇，载《华裔学志》，10 （1945 年），第117—208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93—595 页。
④ 见富路特：《打败满族人的九十九种方法》＇189＇，载《天下月刊》，6，5 （1938 年），第418—424 页。
① “第三边界”这种说法是博多·维特霍夫创造的：《中国的第三边界：传统的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带》＇565＇
（威斯巴登，1969 年），特别是第1 — 5页。
② 有卡米耶·圣桑的法译本：《〈南诏野史〉：一部古云南史的译文，附地图和历史地名词汇》＇442＇ （巴
黎，19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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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关于水利、河道和交通的作品，是从管理的角度写的。还有
别的许多关于地理和经济的作品，是从其他角度写的。其中之一是潘季驯③
①
的《河防一览》（1590年，8。2。6），这是一部专论治理黄河、淮河和河南、
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其他河道的著作，论述防洪的预防措施。另一部类似的
作品是张国维的 《吴中水利全书》（1636年，8。2。8），这是一部全面论述
江苏南部河道的治理与灌溉的专著，根据的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有据可查的
文献，包括地图和文献材料。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著作（8。2。1—5），论述
有限的地区或题目。万历时期的《商程一览》（8。2。7）对明代的交通路线作
了富于见识的概述，这是一本旅行指南，全面描述明帝国的陆路、水路、歇
息处，和路程，特别注意边疆地区。②
前面已经谈到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半官方著作。除此之外，
③
还有论述农业各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光启 （1562—1633年） 的《农
政全书》 （1640年，9。1。3），这是一部关于农业历史和晚明农业实际状况
的大型类书，附有插图。这部作品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田制、农事、水利、
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荒政，野菜等，最后一项是讲
遇荒年时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
④
一部最值得注意的科学著作是李时珍著名的药典 《本草纲目》（1593
年）。它包括对前人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著作的详细研究，以及
他本人行医几十年所作的试验和诊察的成果。李时珍的著作立即出了名，特
别是在最近几十年吸引了药物学家的注意。
⑤
宋应星著名的《天工开物》（1637年，9。1。2）是一部杰出的科学技术
著作，附有插图，述及农村和城市的各种生产行业，广泛介绍那个时代的工
艺和制造技术，包括灌溉、织布、磨坊、抽水、打井、烧窑、舟车、锻造、
开矿，等等。
本节提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晚明时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成
就。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6—1027 页。
① 最新附有注释的译本是J。V。G。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大洋沿岸的全面考察（1433 年）》＇377＇ （剑
桥，1970 年）。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0—441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5—16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62—765 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16—1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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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
除了数量有限的传记、笔记和关于边防与军事组织的著作外，几乎所有
在前面几节中提到的作品都涉及整个中国，并且是从中央的角度写的。一个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其特殊问题。
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紧张状态同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并持续到今天。中央
政府能对地方势力实施它的权力到什么程度，因时而异。不过，政治理论总
是支持中央集权的理想而不给地方的特殊权益留有余地，更不必说主权了。
因此，作为整体来看的中国制度史的作者，倾向于强调帝国行政一致的方面，
而将他们的陈述普遍化。他们必须在明帝国的地方差异中找出一个共同的标
准来描述土地制度、赋税或乡村行政。
这样，一般的资料可能经常描述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划一的局面。
某一地区的特殊性很少受到注意。福建沿海居民依靠在公海捕鱼和海外贸易
为生，早在明代就因此导致移居海外，这个特点被忽视了。在20世纪之前，
少数民间学者如顾炎武开始注意到独特的地理和地区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
重要性。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里人们才明白，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中国总的发展，
就有必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地区的特殊性和发展。
应当从这一点去理解对方志资料日益增加的注意。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
是各级行政区如省、府、州、县的志或方志。在中国目录中，它们分在史部
的地理类。但它们既非地理也非历史，而是近于政书。它们与地理和历史的
区别在于它们只描述一个行政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地方官员的参考手
册，因为地方官员通常是外地人，需要它们提供有关该地区行政的一切情况。
此外，编辑和出版这类手册，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声望。赞同方志的出版，被
看成是一种促进地方上的自我认同和团结的行动。
⑥
虽然方志详略不同，但大体上包括同样的题目。它们是该地区的地图或
全景图，指出该地的一些重要场所；它相对于星座的位置和它在中国的位置；
该地区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及其后来的演变；自然地理；四周的边界和
地区内的划分；街道、广场、桥梁、津渡；公共建筑如衙门、学堂和书院、
佛寺和道观；有关历史发展、灌溉、河道、军事防御、人口和赋税的资料；
历任官员、乡试和会试的中试者和保举为官者的名单；杰出官员和本地人中
的著名官员、学者、藏书家、艺术家或孝子烈女的传记；涉及本地区的各种
文章，包括奏议和其他文献、论文和碑铭材料。有时也包括本地作家的诗文
和其他文学作品的选录。
在分类上差别很大。有的府志以县为单位，尽可能将所有的材料加以分
类，但大多数不这样做。各种方志对题目的论述常常详略不一。嘉靖之前编
纂的方志相当简略。但在方志中仍可看出总的趋势的影响，即提供更多的文
献证据和强调经世文，它们在16世纪中逐渐变得详细，资料更加丰富。
方志包含了丰富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利用得还很有限。不过它们不总是
不带偏见的。虽然在明代通常是中央当局命令地方官收集当地的资料，从而
开始修纂方志，但他们始终需要地方绅士的合作，同时方志也为地方绅士的
利益服务。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官员，为了执行行政任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4—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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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依靠当地的绅士。在修纂方志上也不例外。为方志收
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