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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讨“藏族十八部”时战绩卓著，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军旅生涯了。他
在西行任务结束后回到南京，兼管了大都督府和国子监的工作。到了 1379
年10月，沐英接连在西藏打了几次大胜仗，俘获敌人3万名和20万头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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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年：过渡和改组之年
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和他的党羽陈宁和涂节以及几千名
①
忠实的追随者都一起被处死。中书省被废除，同时被废除的还有御史台和大
都督府。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他现在既是首辅，又是主要的军
官了。胡惟庸的所谓的政变企图的细节仍然是不清楚的，因为围绕着这事件
的故事和神秘传说是不可信的和矛盾百出的。皇帝本人承认，在处死胡惟庸
以后所发生的可怕的清洗中总共处死了约15000人。
除了说胡惟庸想搞政变之外，有人举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次大
清洗。一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在1380年后的14年中，有40000多人可能
丧失了生命。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他们的田地可被国家轻易地没收。大清洗
②
还使皇帝削弱了南方人在政府中所施加的影响。但是，搞这种大清洗的主要
原因似乎是皇帝的脾性所致。从空印案可知，他深深地厌恶哪怕是不忠和贪
污的表现；胡惟庸一案在这方面显示得更清楚不过了。
在 17世纪所编的“官方”版明王朝的历史中概括了明初的这样一种观
点，即胡惟庸等人意在弑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派遣明州 （今宁波）
卫指挥与日本人勾结。与此同时，有个名叫封绩的人——学者们对于到底有
无此人甚表怀疑——据说曾被派到元朝统治者脱忽思帖木儿处传递消息，要
求元君出兵支持政变。可是，正是由于胡惟庸本人傲慢自大，阴谋败露。有
一天，胡惟庸的儿子在南京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杀了马车夫
以泄愤。当此事上闻于皇帝时，他大怒，命胡惟庸赔偿马车夫的家属。可是，
当胡惟庸请求向马车夫的家属赔偿黄金和绸缎时，皇帝又不许他这样做。这
使得胡惟庸害怕起来，因此他和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阴谋发动兵变。
1379年末，占城国派使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使节的到来奏
闻，作为丞相这是失职行为。当皇帝最后终于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南京时，
他被激怒了，训斥了胡惟庸及其同僚左都御史汪广洋。胡惟庸和汪广洋诿过
于中书省。皇帝此时大为震怒，命令处死汪广洋，并囚系了其他有责任的官
员。1380年初，涂节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经过了一番调查，皇帝命
令处死胡惟庸、陈宁和涂节，哪怕涂节曾禀奏了这个阴谋案件也未被免于一
死。这一调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来年；最后，甚至连皇帝最信任的安徽籍
顾问李善长也被牵连了进去。
还有一些材料说，胡惟庸以观赏他家中的醴泉为借口，曾约请皇帝驾临
他家。胡惟庸准备刺杀君主，但是他的计划受挫，因为宦者云奇跳出来挡阻
皇帝临幸与皇宫相距不远的胡惟庸的第宅。这名宦官风闻这个阴谋，以致他
激动得讲不出话来。皇帝发了脾气，命人当场痛加责打，但是纵然他被打得
几乎臂折，他也拼死地指着胡家住处。这使得洪武帝警觉起来，他登上宫墙
看望胡家的地面。他隐隐地看见了胡惟庸暗藏的准备行刺的军队，于是他认
识到几乎踏进了陷阱。在这以后不久，胡惟庸便被公开处死了。
尽管这些故事矛盾百出，但似乎可能的是，胡惟庸曾经利用权力把自己
① 关于此案文献的研究，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588＇，载《燕京学报》，15 （1934 年6 月），第163—205
页。
② 檀上宽： 《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132＇，第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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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党羽安插进官僚体制中，而且实际上已从内部接管了行政大权。胡惟庸究
竟是否超越了他的合法权力而要纠集一个听命于他的文官死党集团并实际上
想谋逆，像日益猜疑的皇帝所指称的那样，这一点至今还是不清楚的。皇帝
对这一觉察到的威胁的反应是撤消了曾经是胡惟庸权力基地的中书省，同时
岂撤消了其他一些最高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所剩下
的就是它们下面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行政统治机构。军事方面现在改归较低级
的五军都督府领导，它们均直接向皇帝负责。御史制度在1382年设立都察院
以前一直缺乏统一领导。另外，皇帝在1380年一度撤消过按察司。经过这些
改动之后，监察工作中有些未动部分便由新设立的谏院担当起来，但是我们
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它在1382年又被取消了。①
取消了中书省之后，皇帝变成了他自己的宰相。这就使他自己肩上的工
作量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对充满干劲的洪武帝来说也许是合意的，但对以后
那些更冷漠的诸帝来说则并非如此。皇帝被这种所谓的阴谋所震动，于是命
令他的儿子燕王朱棣住在从前元朝的京师 （今北京）。朱棣是一个很能干的
人，因此皇帝希望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为了减少官员和
地主之间可能的互相勾结，他采用了一项政策，即让南方人在北方做官，又
让北方人去当南方的官。②
后来他显然是对以前的历次清洗感到内咎，就发布大赦诏令，同时为以
③
前使用过坏人、最后别无选择而不得不处死他们的事承担责任。可是不久以
后，他又编撰了一系列皇谕钦训，以使官员对他的愤怒知所畏惧。它们包括：
《臣戒录》，它记录了212名违背君命的亲王、高官、皇族和宦者的名氏；①
②
《相鉴》，上面有82名历史上的“贤”相和26名“奸”相。这两部书在
1380年印出并颁行全国。在后来的年代中，皇帝又费了很大的劲出版他关于
1380年事件的看法的著作。1388年出的《昭示奸党录》公布了皇帝对付据说
与胡惟庸有牵连的官员的真情。《清教录》则公布了他对付64名与这一阴谋
有牵扯的和尚的真情。③
为了取代被清洗的官员，皇帝在1380年下令要地方官员推荐硕德重望之
① 明太祖：《御制文集》＇392＇ （明版日期不详；重印于《中国史学丛书》，台北，1965 年），2，第13 页；
山根幸夫：《“元末之反乱”与明朝支配之确立》＇601＇，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 （东京，1971 年），
第50 页。
① 关于这些变化的讨论，见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42—43 页；贺凯：《明王朝
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 （1958 年），第27—29 、48—49 、57—58 页；以及他
在 《剑桥中国史》第8 卷中的一章，即将出书。
② 《明通鉴》＇210＇，1，第373 页。
③ 《国榷》＇498＇，7，第588 页。
① 《国榷》＇498＇，7，第591 页；《明通鉴》＇210＇，1，第378 页。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
佛…燕京国学引得从书补编》，3 （北平，1932 年），第12 页。《臣诫录》＇382＇原为10 卷。不全的5 卷本
照相平版印刷本见于明太祖： 《明朝开国文献》＇388＇ （明初本；重印本见《中国史学丛书》，34，吴相湘
编，台北，1966 年），1，第415—524 页。
② 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12；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 （1535 年编），15，第13—15
页，见有关序言；以及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Ⅱ，第585—1218 页和Ⅲ，第1219—1278 页，见
洪武版重印本。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0 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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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供职。到了这一年的年底，860名人员被推举和委以官职。与此同时，
④
在官僚的最上层皇帝任命了几名官员特别组成他所谓的“四辅官”。
这个“四”字指四季，这是古代《周礼》上的组织成规，即每一季得任
用三名官员。但是，他只为春官和夏官任命了六名官员；这六个人同时兼管
余下的秋官和冬官之责。按照皇帝的说法，他们的职责是“协调四时＇的工
作＇”。但是，他们也帮助处理他作为国家首脑的司法工作，并处理一般行政
上的文牍事务。当设立这些职位的两年所任命的9名官员中，除一人外都是
些年长而无任何重要政治和行政经验的学者；有几个人出身于卑微的农家。
这使日益感到不安全的皇帝无受威胁之感。此外，关于司法的奏章都直接上
达宸听而不必经过此六名官员之手。因此在这个重要方面，这个特别的“内
阁”并无多大实权；它决不能等同于中书省。
总而言之，这六名官员权力只限于给刑事判决翻案，在儒家所讲究的治
国平天下方面向皇帝提出建议，对政府各机关所荐举的人的前程作出评价。
在一件案子中，当官员们真的推翻了司法判决时，其中四个人迅速被迫辞职，
①
这四个人的某一个人还最终被处了死刑。 1380年取消中书省之后的大改组
完全是急不暇择之举，它是通过颁发未考虑行政细节的诏令逐步实行的。满
足平时行政需要的取代办法只能逐步地找到，而且这些办法从来没有完全而
合理地形成过。
虽然明朝中央政府有这些实际的问题，但在14世纪80年代之初皇帝还
是能够胜利地结束西南的多次战役。1372年，皇帝派学者王祎（1323—1374
②
年） 出使云南招降统治云南的蒙古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死于1382年）。
这个地区主要住的是非汉人的土著——说藏缅语系的诸民族，现在仍是忠于
元朝的一个行省。王祎1374年在这里被杀，这种想用和平手段兼并此地区的
外交努力后来被用另一种方式来取代，但它在1375年也同样没有取得成功。
因此在1381年皇帝改组了政府之后，他想诉诸兵力来降服云南诸民族，消灭
蒙古人在他们西南根据地区的控制。那时，云南的主要城市一为昆明，即梁
王宫廷所在地，一为大理，即古代大理王国遗址。虽然它名义上是一个行省
并且有血族梁王坐镇于此，但云南地区不是像元朝其他行省那样由元朝统一
的文武官署统治，而是由梁王松散地统一起来的一些部落组织治理。除了梁
王自己的一套统治机构外，还有一个以大理段氏为首的土著的统治机构。这
两套组织都必得战而胜之，才能使云南归并于明帝国。
1381年9月，傅友德被任命为征南将军，蓝玉和沐英两人为副将军。和
北伐之战一样，这一次也是皇帝指授征讨的大政方略，而把细节留给将军们
自己处理。讨伐军人数达30万。皇帝命令主力军应通过湖广省之辰州和沅州
（分别为今湖南之沅陵和芷江）接近云南，并指向普定（在贵州省安顺附近）。
他们从普定准备直下“云南咽喉”而趋曲靖，此地在云南省昆明之东北约125
公里。另一支小部队则要从永宁 （今四川叙永县附近）前往乌撒（今贵州西
部之威宁）。据皇帝计算，当北面的小部队在吸引防军的注意力时，主力军
会轻易地攻克昆明。昆明拿下以后，主力军应派兵立即驰援乌撒方面的小部
④ 关于四辅官，见《明纪》＇53＇，4，第18 页；黄章健：《论明初的四辅官》＇239＇，重印于他的《明清史
研究丛稿》＇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