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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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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年剩下的几个月被称为洪武35年。新皇帝用这种办法明确地否定了建 
  文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称为永乐元年。开国皇帝的所有法律和制度一概予 
  以恢复。另外,新皇帝命令销毁建文时期的档案,只留下关于财政和军事问 
  题的档案,同时他又禁止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的一切论述。③ 
        新皇帝把最暴烈的手段专门用来对待忠于建文帝的官员们——像齐泰、 
  黄子澄和方孝孺。他曾经希望那个不易收买的方孝孺现在会俯首承认他的胜 
  利并给他效命,以此操纵士大夫阶级来支持他的事业。方孝孺对他破口大骂, 
  因此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残酷地处死,他被说成是曾经错误地引导皇帝的 
  大奸臣。这是一次恐吓中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血腥行动。在此期间, 
  和从前建文皇帝的官员有牵连的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都或者被处死,或者被 
  监押,或者被流放;这一次血腥清洗的猛烈程度只有明太祖所实行的暴政可 
  与之相比。 

                                       建文帝的遗产 

        不管建文帝是被焚而死还是为了逃避而乔装成和尚,他的结局很悽惨, 
  失掉了九五之尊。为了实行报复,永乐时期的官方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 
  人为地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32年延长到洪武35年 
                                                                                     ① 
    (1399—1402年):这个时期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建文 
  的年号迟至1595年10月才被万历皇帝恢复,那是作为编纂明王朝历史的流 
  产的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可是,要到242年以后的1644年7月,南明君 
  主福王朱由崧(1646年死)才定建文帝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 
  这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用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即建文帝并未死于宫中大 
  火,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他的叔父的。 
        福王的统治不过一年,这个统治及其敕令均未被清政权所承认。只是到 
  了1736年9月当乾隆帝(1736—1796年在位)封建文帝为“恭愍惠帝”时, 
  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恢复。由于这种种情况,他在明王朝的正史(《明史》, 
  1736年)中被称为“恭愍惠帝”,但在由王鸿绪(1645—1723年)在1723 
                                                                                       ② 
  年完成的更早一些的《明史稿》中还是直截了当地被称为“建文帝”。 
        建文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的真诚而勇敢地致力于提倡仁慈的文官统 
  治和推进群众福利方面,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他们放弃了明太祖的政策, 

③ 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571',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66—169 页;吴缉华:《明 

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1—283 页;陈大卫 (音):《燕 
王的篡位》'20',第16—19 页;阪仓笃秀:《建文帝的政策》'444',第6—10 页。 
① 关于永乐帝生母问题的彻底讨论,见以下各种著作。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183',载《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 (1931 年4 月),第406—414 页;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318',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 (1936 年3 月),第55—57 页;吴晗:《明成祖生母考》'590', 
载 《清华学报》,10,3  (1935 年7 月),第631—646 页;S。J。萧:《明朝诸帝有蒙古人血统这一奇异理论 
的历史意义》'462',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20  (1937 年),第492—498 页;司律思:《关于 
永乐帝有蒙古先世之传说的手抄稿本》'451',载《蒙古学会临时会议论文集》,8,《拉铁摩尔教授七十寿 
辰蒙文纪念论文集》 (印第安纳,布鲁明顿,1972 年),第19—61 页。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 — 4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  (东京,1966 年),第33—36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6 页;关于徐达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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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与燕王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掌权的,同时又公开承 
  认有不同的统治概念。燕王的权力是建立在北方边境上,而且依靠的是军官 
  们的支持;建文帝及其左右与此不同,他们是以南京为基地,他们依靠的是 
  长江下游的儒家精英阶层。他们认为搞像洪武帝时期那样的极权主义的和军 
  国主义的统治,会大大地危及王朝,因此他们相信只有提高儒家价值观和文 
  官的权威,去掉有权势的和半自治的诸藩封王子,才能使之得到纠正。他们 
  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兵力上次于燕王,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实际 
  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① 
       这次内战对于明王朝所产生的结果已经超出了争夺帝位的阋墙之争。洪 
  武帝封建半自治的藩王已经对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用军事 
  势力压过文官制度的办法来支撑独裁统治,这就在无意中挖了皇帝权力的墙 
  脚。燕王的胜利不仅是一个藩王对皇帝朝廷的胜利;它也是军人权力对文官 
  政府的胜利。燕王——即永乐帝——无限期地延续了开国皇帝的军事遗产; 
  这份遗产使文官政府黯然失色,还使帝国达到了权力和影响的顶峰。可是, 
  建文帝的文官之治的理想并未丧失殆尽。它仍被继续在永乐帝手下供职的前 
  洪武帝和建文帝时期的官员们所珍惜;而且当永乐帝死后,他们再一次提倡 
  儒家关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并在洪熙和宣德两朝取得了具体结果。 
       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中,建文之治通过关于这位命途多舛的皇帝的大量 
  传奇故事而受到人们的怀念——这些传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同情他的苦 
  难遭遇,以及被他的有神秘色彩的命运所吸引。这一传统最初之所以形成, 
  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在南京陷落时皇帝并没有死于宫中之火,而是乔装 
                                                                 ② 
  成和尚设法逃离了京师;后来情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440年末的一个稀 
  奇古怪的事件表明了这个传说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有一个90岁的老和尚利用 
  这个传说来到了正统皇帝的朝廷,自称他是从前的皇帝。这个骗子后来被揭 
  露并处死了,但这个事件却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激发了其他相关传说的产 
  生。 
       在16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建文帝和他的殉难的随从人 
                                           ③ 
  士都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都把这位皇帝描写成为一位勤 
  于政事的和仁慈的君主,对他的叔父慷慨大度,并自动地提出把皇位让给了 
  后者。它们还渲染一个故事,说在京师失守之日他逃脱了叛变者的耳目,当 
  了一位高寿的和尚,死后仍然留有后代。它们也同情地描述建文的殉节者, 
  如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说他们是忠臣义士,声称他们的身后也仍有许多 
  后嗣,尽管他们受到迫害。这些无奇不有的传奇故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建文 
  帝及其所信奉的理想的同情;它们还表明了对于永乐皇帝的不公正所要倾泄 
  的被压抑的愤怒以及对他的暴虐政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对他篡夺合法继 
  承权的否定。 
       说建文帝自动地让位给燕王,这种故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此说甚 

① 关于洪武帝任命朱允炆为储君 (在1392 年)之事,见上面注'15'。又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 

44—46 页。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7—20 页;陈大卫 (音):《燕王的篡位》'20',第19—21 页。 

关于这些藩王的命运,详见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51—55 页。 
③ 弗里斯:《姚广孝和尚(1335—1418 年)与一个时代》'178',载《远东》,7,1 (1960 年),第158—184 

页;陈大卫 (音):《燕王的篡位》'20',第2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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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被郑晓(1499—1566年)认为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并把它收于他的《建 
  文逊国记》(约1566年)中。它因此助长了人们给建文帝重新树立形象的心 
                                                              ① 
  理,并导致在1595年正式恢复了他的年号的行动。 关于建文朝代的幻想故 
  事和传闻轶事在下一个世纪仍然不断地出现。这些传说变成了人们发泄压抑 
  情绪的通风口,是他们在极权统治下对要求仁慈和正义的呼吁。它们不仅戏 
  剧化了这位皇帝的英雄业迹,使他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它们进而想纠正 
  不公正,它们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们是一伙叛贼和恶棍。人民群众对这 
  位先前的皇帝的同情是如此普遍,致使它被明末清初的许多叛乱领袖所利 
  用,他们都伪称自己是他的合法的后代。在学者精英阶层中,从明代中叶和 
  末叶起,也一直增长着这种谴责永乐皇帝的倾向 (虽然只是用掩盖的词句来 
  写的),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他的专制政策的后果;所以在这种倾向 
  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对他的同情心。乾隆皇帝在1736年决定恢复建文帝的合法 
  地位,其部分原因便是人民和士大夫精英怀有这样的情绪。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809、33—48 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53— 

58 页。按,“靖难”之名来源于事后的一份关于内战问题的官方文件,它的标题就是《奉天靖难记》。这 
文件在燕王登极后不久就编了出来,目的在说明他之反抗朝廷和他之即位都是合法的。关于对这份文件的 
简明评价,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中的序,以及王崇武:《奉天靖难史事考证稿》,第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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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统治时期 

       永乐皇帝通常被人们称为明王朝的第二位创立者。这个称号暗指他恢复 
  了祖先的制度,否定前一朝代的统治;它还暗示这位皇帝采取新的主动行动 
  扩充了帝国的版图。旧的制度和法令经过修改使得适合时代的需要,同时在 
  一系列空前的帝国战斗中,明王朝的军事力量远逾中国本土以外。 
       永乐时代的特点反映了这位新皇帝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也反映了他个人 
  对于帝国制度的看法。他是作为职业军人上的台,他对打仗有很大的兴趣, 
  无疑受他的追随者的个人拥护。赫赫武功、北方边境的安全和政治霸权—— 
  这些形成了他对帝王形象的憧憬。但是,他也受过完全的经典教育,并且继 
  承了一个足以很好地管理这个国家并支持他的范围广泛的军事活动的文官政 
  府。出于实际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理由,他强化了文官政府和一个有效率的及 
  稳定的官僚政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进行足以夸耀的军事冒险。在 
  他统治的时期,几乎在军、政两方面的所有部门都进行了革新和改动。甚至 
  帝国的都城也迁移到了新址。 
       文官政府的这些发展与皇帝的全神贯注于战斗和建立巩固的政治霸权等 
  方面的活动是并行不悖的,有时被这些活动所压倒。他讨伐蒙古人,并吞安 
  南,和某些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和日本及其他海上邻国的贸易关系 
  的正常化,以及去南洋和西洋进行伟大的探险——这一切都大大扩大了明国 
  家的影响。 
       不可避免的是,皇帝所理想的帝国政府和军事扩张这两个互相纠缠在一 
  起的憧憬会发生冲突。因此,永乐的统治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发展。另外,虽 
  然永乐帝在生前兼收并蓄地容纳了对立的理想和纲领,但是,他的这种处理 
  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明朝各利益集团的这些互相冲突的想法给 
  我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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