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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持提出宽大处理办法的礼部侍郎。
总督的使命责成总督处决主要的谋反者而宽恕那些被迫追随他们的人。
他却不顾他的使命的目的，带领帝国军队接近这座城市，帝国军队开始在城
郊洗劫和抢掠。这时城中的士兵确信他们注定要死，关了城门。总督于是围
攻城市，试图淹城，发起猛攻，挖掘地道进入城市，用烟熏出守城的人，骗
他们出降，但都没有成功。围攻拖了整整一冬，到1534年2月，总督在朝廷
已失去支持。他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几个官员奉派调查此事，事情很快平
①
静下来。皇帝在他最后的诏令中总结说：“岂非官多事扰乎？”
1535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东北的几支戍军发生了几起暴乱。在每一次
事件中，都有一个帝国官员受到惹起骚乱的责备。辽东戍军当新任巡抚试图
整顿当地的防御机构时，叛变了。在现行制度下，每个士兵被给予三个余丁
的劳役和每匹马牧地50亩，巡抚退还三丁之一（《明史》《吕经传》作“余
丁之二”——译者），编入均瑶册，并将所有牧场充公；同时他下令紧靠一
条严格的逾越即杀的界线修建防御工事。当戍军军官们来对此叫屈时，巡抚
准备逮捕并责打他们。他们开始攻击他，他被迫翻墙逃离衙门。
不出一个月，这个巡抚便被召回。他的所有改革都被废除。调查的官员
上报说，这次事变是由巡抚的指示挑起的，请求赦免部队。都察院反对任何
① 程颐写道：“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生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
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明实录·世宗实录》
＇380＇ （1577 年；重印，台北，1961—1966 年），第80—81 页。宋代历史著作中有关程颐论点的议论见刘
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355＇ （九龙，香港，1963 年），第235 页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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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但皇帝这次拒绝支持军事行动，准许予以赦免。
当失宠的巡抚返回北京时，他在广宁卫停下来收集他的财物。戍军的指
挥送给他一份临别的礼物，这是他用拨作士兵饲料补助的款项买的。当这事
被发现时，不平的士兵袭击了巡抚和指挥。两人都被剥去衣服，挨打，被赤
身裸体地反剪着，在城中游街示众，最后被关进牢里。士兵们强迫负责供应
的官员把钱分给他们，迫使镇军太监告发已被他们关进牢里的这两个官员。
皇帝再次拒绝批准军事行动。一个官员照直表明他赞成更加依靠权力的
处理办法，当即被锦衣卫逮捕。朝廷随后的一致意见认为，辽东最近发生的
暴乱是苛刻的政策、士兵寻衅闹事和部队久不经战等诸种原因引起的。几次
暴乱的领头人必须处决以示儆戒；其余的可以赦免。这是皇帝希望听到的，
迅速执行了这个方针。这些领头人的首级不出一个月便用竿挂在他们叛乱的
那些驻防城市的城门外。这个方针代价小而容易奏效。直到1539年，没有再
发生事变，而那次暴乱只牵涉40来个士兵，他们全被立即斩首。在这之后，
这个地区很少发生骚乱。
安南之战
1537年，朝廷上由武定侯郭勋和几个有权势的太监领头的黩武集团，在
他们试图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受到挫折以后，又争取得到批准以发动一场反
对安南的、代价很高的战役。出现这一情况，与通告皇帝的一个儿子于1536
年11月诞生有关。大学士夏言反对派使臣向安南人通告皇嗣的诞生，理由是
安南已有20年没有朝贡，同时，现在的统治者事实上是不合法的。兵部尚书
建议派兵讨伐以惩戒安南人不入贡，郭勋支持他。这项建议立即受到批评，
被认为是一种过分而不必要的花钱的事，将从负担已经过重的南方几省征集
士兵和供应物资。
1537年3月，一个安南使者意外地来到朝廷，请求支持合法的统治者，
使者声称他已被他的主要大臣废黜。使者被留下，几个官员被派遣去调查他
所说的情况。几个锦衣卫的军官还被提前派遣去为一次战役作准备。皇帝起
初赞成一次军事行动，因为他把停止朝贡理解为对他的尊严的一种冒犯。但
是，广东的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既然安南并未试图侵犯帝国疆土，既然这个
国家的内战还未决出胜负，因而应当慎重，等待它的结局，然后迫使入贡。5
月，全体朝臣请求发动军事行动，皇帝同意了。但是，当其他地区和其他当
地官员开始说出反对的意见时，皇帝突然改变他的主意，于6月宣告停止这
次军事行动。9月，当别的一些当地官员仍然提出一个新的策略时，他又下
令开始进行准备。
1538年4月，终于任命了一些指挥官。可是皇帝觉得互相矛盾的劝告令
人不安。当邻接安南的地区的总督于5月上报这次战役耗费的银子将超过200
万两，而且只能在不熟悉地形的困难情况下进行时，他命令兵部再次就是否
进行这次战役作出决定。兵部再次建议把问题提交全体朝臣。皇帝虽然明知
多数文官私下反对这次战役，仍然反对由兵部决定这个问题，不过兵部显然
不能这么办。他厌恶地终止了这次战役。他从没有真正赞成一种军事解决的
办法。当安南的王位觊觎者于1540年向明的官员交出他的版图时，他作结论
说，他反对赞成军事行动的建议是正确的。
他在关于大礼的争论期间第一次对朝廷官员们的行为感到不满，那次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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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留给他的印象是，他们是一帮共谋而图私利的人，不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诸如这次军事行动这类事情上不能提出适当的策略，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
印象。到了1540年9月，他已渐渐变得和他的朝廷非常疏远。以致他完全赞
成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因帝国管理的可悲状况而谴责他的官吏见利忘义。
对蒙古人的政策
只有一个地区皇帝从始至终迫切要求军事解决。他讨厌蒙古人，认为他
们冒犯了他的威风和尊严，难以容忍。他们必须受到惩罚。他拒绝考虑关于
互市的请求，即使他的能干的指挥官们大多数反复建议这样做。为了表示他
的轻蔑，他在晚年甚至要求把他用来指蒙古人为北方野蛮人的字样在所有诏
书和奏章中写得非常小。这种不让步的态度只能导致灾难。当俺答关于互市
的请求被拒绝时，他便入侵。
俺答王希望达成与明廷的互市协议，以便推动他自己的政治目标。诸如
茶、金属器皿、精致织物和草药之类的货物在草原上被视作珍宝，在结盟和
结婚时可能有用。俺答的牧场比鄂尔多斯的牧场要差一些，更易受到变幻莫
测的天气的影响。没有明货物的输入，他便不能达到他的更宏大的政治目的，
或者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
他在40年代保住了他作为戈壁以西、以南的蒙古人的主要领袖的地位。
1551年，他和东蒙古人的领袖、1547年被他赶走的小王子（1520—1557年），
达成了协议。他在达成这个联盟后，于1552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北的瓦剌
诸部的战役，这次战役把准噶尔 （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纳入了蒙古人的控
制之下。反对瓦剌诸部的零星战斗继续到60年代，征服它们一直是俺答的主
要军事目标。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动的供应物
资，或者要在40年代和50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
提供救济。①
明军在老练的指挥官们的率领下击退了多次入侵，并使蒙古人蒙受了伤
亡。在1536年对陕西的一次入侵期间，蒙古指挥官的军旗被夺走。但是，即
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1537年，当据
说有40000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
卫所只能调集14000名士兵。到增援部队到了时，入侵的部队才离去。这是
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一支戍军强大到足以打退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可
是部队调动的后方勤务工作妨碍了快速增援。而且，指挥官们通常只巡逻直
接在他管辖下的地区，不肯参加别处的战斗。
有些官员，如 1542至 1550年负责大同和宣府一带战略地区的翁万达
（1498—1552年），推行切合实际的防御方针，尤其是修建边墙，加强军纪，
利用侦察手段以查清游牧部落中的情况。皇帝一般赞成修建边墙和防御工
事，愿意将大笔款项拨给这类项目。这些措施顶多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
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
到1541年8月，华北和蒙古南部已经几乎一年很少下雨。不得不从帝国
的粮仓中发放粮食供北京的居民食用，饥荒遍及北方几省。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俺答王派了一个使者到大同管区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兵部以三个理
① 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 （未标页码的抄本；格斯特东方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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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予以拒绝。蒙古人已有40年没有入贡；他们每年入侵，不能信赖；他们的
目的可疑。反而悬赏购俺答的头。10月，几支入侵部队抢掠山西北部和西部，
没有遇到抵抗，用武力抢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物资。
1542年1月，朝廷不得不运送25000石粮食到宣府、大同赈饥。需要更
多的款项；供应物资仍然不足。旱灾仍在继续。7月，俺答又派了一个使者
要求互市的权利。这个使者证明原是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明的臣民。大同巡
抚上报他用计擒获了他，并将他送到北京，在北京他被当作卖国贼处决。俺
答大怒，进行了一次深入山西的惩罚性攻击以作报复。
7月24日，30000多骑兵在山西西北边界以内扎营。8月4日，帝国的
军队在山西管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广武被击溃。8月8日，省的首府太原城郊
被焚烧和抢掠。蒙古人没有阻碍地继续南进。8月晚期延绥巡抚上奏，蒙古
入侵部队打算往东向北京郊区前进。皇帝很惊慌。他命令各部作出决定而无
需先上奏，并委派一个最高统帅以协调受攻击地区的所有部队的行动。蒙古
人到这时已抢掠了山西最南部的一些府，没有受到袭击地正在后撤。山西遭
受了蹂躏。作为救济的措施，免征田租两年，并发放100000两银子。明军没
有打赢一仗。
1543年整个夏季，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并且就在黄河以西扎营，以便整
个冬季也同样能够进行袭击。这时俺答的兄长究弼哩克已死，他的儿子们瓜
分了他的领土。这就使俺答成了蒙古南部年长的、最有势力的王，因为他现
在控制了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
旱灾延续到了1545年。1月，据报时疫在边境地区和北京突然蔓延。4
月，尘暴毁坏了大部分冬小麦和大麦作物。6月，俺答又遣使到大同以北的
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他因一个被俘的中国军官的劝说而求和。他的使者们
刚到边界便被扣留，被一个地区指挥官的仆从所杀害，这个仆从以为他将像
别人在1542年那样为此而受到重赏。
这个地区当时地位最高的官员翁万达上报了这一事件，他建议把仆从立
即处决，并把他的首级当作诚意的一种标志在边界以外示众。他劝告皇帝不
要把这个机会放过。他的劝告被置之不理。皇帝要惩治蒙古人；他需要一种
进攻性的策略。
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
大学士夏言自 1539年他第一次被免职以来，失去了他对皇帝的影响。
1545年他被召回，并于1546年1月再次成为首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
他以前的下属严嵩（1480—1562年）和他争相控制内阁。夏看出皇帝赞成军
事行动，便支持收回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这个想法最初由兵部尚书白圭
（1419—1475年）于1472年提出，但由于费用太大，按一种估计每年要投
入900万两以上的银子，而被放弃。
这时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