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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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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排除在外。 

… Page 318…

                            16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 (1127—1279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 (公 
  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① 
  治”。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4 章《永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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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 
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 
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 
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 
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 
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 
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 
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 
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 
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 
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 
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 
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 
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 
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 
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 (1567—1572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 
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 
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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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      ①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 
  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 
  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 
  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 
  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是不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 
  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 
  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 
  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 
  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 
  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 
  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29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 
  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 
  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 
  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 
  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 
  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 
  有两次是1569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1570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 
  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 
  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 
  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 
  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 
  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 
  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 
  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 
  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 
  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 
  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① 见下文《1550 年后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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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 
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 
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 
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 
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 
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 
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的 
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 
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 
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为向军 
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 
帝死后评论说,他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 
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 
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 
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 
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 
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 
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决没有忘记他受 
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 
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 
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 
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同时,他下诏公开指责张的 
罪恶。张的“罪恶”于死后揭发对年青的皇帝有深远影响。他发觉了他的高 
级官员们的双重标准,变得愤世嫉俗。他自己还变成了财物的收藏者。这个 
天之子所表现出的极度贪婪,在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前一直使财政发生困难。 
     皇帝刚想掌管帝国事务,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 
久,这时皇帝大约20岁。在使政府摆脱张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间,监察官员们 
发现,他们可以安然无事地告发地位很高的朝臣。掀起的论战性辩论是如此 
之多,以致皇帝最终也变得吃惊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他自己任命 
的人他们都不中意,照他们看,还有别的什么人更有条件补充官员的空额? 
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的孤立无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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