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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无限的矛盾与酸楚，时难自怿！
六、撰稿的工作程序
李宗仁先生一生显赫，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物；生性又十分好客而健谈。不幸一旦失权失势、流落异邦，变成个左右为难、满身是非的政治难民，不数年便亲故交疏、门可罗雀。
政治圈子——尤其是中国式的政治圈子，原是最现实的名利市场。纵使是从这个名利市场破产倒闭下来的政治难民们，他们对现实性和警觉性，仍然有其深厚的遗传。象李宗仁那样两头不讨好的是非人物，那时的中国寓公们和左右两派的华侨，都是不愿接近的。
他们李家原出自广西的落后农村，本来也就门衰祚薄，至亲好友，原已无多；在这特殊的情况之下，社交的圈子当然就更小了。此时李先生年事已高，每天只要四小时的睡眠。他又没有象胡适之那样的”读书习惯“。平时看点一无可看的”侨报“之外，也没有读闲书的兴趣。加以不谙英语，又不能——不是不会——开车，邻居和电视，都不能助解寂寥。日长昼永，二老付坐，何以自遣？因而他们最理想的消磨时光的办法，就是能有闲散的客人来访，天南地北地陪他们聊天解闷了。
就在李府二老这种百无聊赖的真空状态之下，忽然来了我这位”清客“，而我所要谈的，又是他二老最有兴趣的题目。所以对二位老人来说，我的翩然而至，也真是空谷足音，备受欢迎。因此当我最初访问时，李先生便希望我能每周访问三次！
我是如约而往了。每次都是自上午十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吃了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要加一次”宵夜“。原先我是带录音机去的。如此谈来，录音又有何用？所以我就改用笔记了。但是每次十余小时的笔记，也未免太多，我又何从整理呢？
我这时与李氏工作，是紧接着我与胡适之先生工作之后。这两件虽是同样性质的工作，而我这两位”合作人“却有胡越之异。
胡适是一辈子讲”无徽不信“、”不疑处有疑“、”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考据家。我和他一起工作，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
李宗仁恰好是胡适的反面。李氏一辈子总共只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他幼年在家中也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私塾”念书“。在军校时期，日常所好的也只是些器械、劈刺和骑术等”术科“，做个拳打脚踢的”李猛仔“。李猛仔自然对”文科“也就毫无兴趣了。他其后做了一辈子猛将，叱咤风云，上马固可杀贼，下马就不能草露布了。稍为正式一点的”笔墨“，就全靠”文案“、”师爷“或”秘书“来代笔。李先生告我，他当年和蒋总司令结金兰之好时，他迟迟未能把”盟帖“奉换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好意思找秘书来代做那四句‘盟诗’“。
所以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罢。我既是前”五战区“里的一个小兵，我虽明知照他老人家所说的原封写下来，是要闹笑话的，我也不好意思向我的”老长官“发号施令，直接告诉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
日子久了，人也更熟，我才慢慢地采用了当年”李宗仁少尉“在”广西将校讲习所“，对那些”将官级学员“教操的办法——用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地，从”稍息“、”立正“，慢慢解释起。
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纪录，沙里掏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挡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记“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
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当”排长“）那段经历为例来说罢！我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的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怏怏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哪些是”信史“可用，哪些是”稗官“要删。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
李先生每每欢喜开顽笑地说他所说的是”有书为证“，而他的”书“，往往却是唐人街中国书铺里所买的”野史“。我告诉李将军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这一类军学参用的建议委婉地说多了，李先生也颇能听得进去，而觉得我”箍“得有理；对我也有完全的信任——这大概也是因为”在野“的人，总要比”在朝“的人，更为虚心的缘故罢。这样我这位唐少尉，才渐渐大胆地向我”将官级的学员“，叫起”稍息“、”立正“来了。
大体说来，我那时起稿的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我把他一生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之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新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希望在李氏的回忆录里，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点新鲜的社会科学的答案来——这也是当时哥大同仁比较有兴趣的部门。
可是经过若干次”试撰“之后——如中国传统史学上”治、乱“、”分、合“的观点和史实，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我觉得这种专题的写法，是”离题“太远了。盖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只是一堆”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议论，那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个人意见。我这位执笔人，如脱缰而驰，根据他供给的”口述史料“，加上我个人研究所得，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了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同仁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罢。
在李先生觉得我的各项建议俱可接纳时，我就采取第二步——如何控制我的访问时间，和怎样按段按节，一章章地写下去了。
首先我便把访问次数减少。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我们先把客观的、冷冰冰的、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这是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的；无纪录的个人”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甚至是相反的——然后再请李先生讲他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所扮演的角色。约二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
随后我就陪李氏失妇，夭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这也算是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罢。这个办法是我从访问胡适所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间。
李先生很欢喜我这种办法。因此有时在正式访问之后，我也约了一些哥大的中美同事和友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无记录谈话“。哥大师范学院的华裔胡昌度教授，便是后期常时参加这个”谈话“的李府座上客。人多了有时也宾客盈室，笑语喧哗，俨然是”代总统府“在海外复活。
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公认可。他看后照例要改动一番。取回之后，我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着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词。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取回后，我再把这初稿交予小楷写得尚称端正的内子吴昭文，用复写纸誊写两份（那时尚无廉价复印机），我留下正本，以副本交李公保留备查，这就算是我们的清稿了。
这样地完成了两三章之后，我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这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务使其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上，和用字造句的锤炼上，进入全稿的”最后阶段“；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并按时分章”交卷“。所以笔者在本文前段便提过，本书在写作程序上，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中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我打出英文稿之后，再交李先生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先生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之。我取回该稿之后，再请校方编者涉猎一过，并对英语造句用词，稍事润色，我再作最后校订之后，便打出五份，这便是全稿着作过程中的”定稿“了。照例也是哥大留原本，以一副本交李氏。其后哥大向外界申请资助时，提出作证的资料，便是这种英文原稿。
以上便是我和李宗仁先生的工作程序。经过长期合作，李先生总算对我完全信任。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顺利而愉快的。在这顺利而偷快的气氛之下，李宗仁先生最大的消遣，便是静坐沙发之上，微笑地欣赏他自己的回忆录；而我则日夜埋头赶稿，也真是绞断肝肠！
七、美国汉学的火候
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二年——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O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公对我的自谦之词）；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自有其清规戒律，主管首长要我们一致遵循。我们的正式上司之外，还有些在其他名牌大学执教，而在本大学担任顾问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智囊人物。他们和她们都坚持，我们口述历史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所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通统删除。他们所说的”原始资料“，用句中文来说，便是什么”内幕“或”秘史“一类的故事。
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我也不知道这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哪些种故事在美国汉学家看来，才算是秘史或内幕。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投有一丝一毫”原始资料“的。在中国读者看来，那只是一篇”老生常谈“。虽然他在美国学者读来，亦自有其新鲜之处。
所以我认为象李宗仁、胡适之、陈立失、宋子文……这类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这样相辅相成，我们虽不求”秘史“和”内幕“，而秘史、内幕自在其中，我们不急于企求作”社会科学的处理“，而社会科学的处理，也自然探囊可得。
一次我问精研佛理的老友沈家桢先生说：”你们修持佛法的人，搞不搞‘五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