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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正式拒绝。为了此事，我在本军司令部召集了高级官长商议。各司令都不愿改变番号，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氏所给予的番号，那我部下各“司令”都须改为团长。团长究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来得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民国十一年年底，陆荣廷来电邀我赴武鸣一行。武鸣是陆的家乡。陆在彼筑有华丽住宅，并修了专用公路，自武鸣直通南宁，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我到了南宁，陆氏派他专用小汽车来接我往武鸣。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武鸣，陆荣廷对我十分礼遇，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陆氏在闲谈之中，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杀。他说他治粤时，待粤人不薄。胡展堂（汉民）等常来武鸣访问，渠均盛意招待。湖南的谭延凯在其本省失败时，也曾到武鸣访陆。陆说他曾一次送谭氏大洋二十万元。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渠因使谭氏便于出省使用，故以大洋赠送。陆氏说：“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呀，但是他们此次入境，竞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你看，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粤军烧剩下的……”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陆氏所说的概属人情应酬话，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我就告辞，乘汽车到南宁，盘桓了两三天，探访亲友，仍回玉林。
那时，陆氏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册呈报，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氏节制。我军在民国五年成立时即和陆氏无甚历史渊源，自更不愿受他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的局面。而野心的地方领袖却又纷图兼并，以扩充一己的势力。这时我的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已在容县休息了七、八个月，久静思动，目睹两粤政局纷乱如麻，急欲乘机向外发展，因而有出师梧州之举。
（三）
黄绍竑出师梧州的全盘计划，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订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因沈鸿英的收编各军计划，虽在我处碰壁，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属，驻在容县的黄绍竑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绍竑有一堂兄黄绍竑，在沈氏总司令部任秘书，沈鸿英曾命黄绍意秘密作媒介，畀绍竑以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嘱其速率所部去广州。黄绍竑因困居容县，发展不易，遂为其煽惑，跃跃欲动。但他究竟是我的部属，并感我收编扶植的情谊，如不辞而去，就迹同背叛，乃于民国十二年二月间自容县来玉林，秘密向我陈述衷曲。他说，我们久困玉林五属，终非办法，应该乘两粤政局动荡的时机，图谋发展，方为上策。遂将沈鸿英如何向他活动，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告诉给我听，希望我对他有所箴规。
我听后，思忖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但我却指出几点请他注意。第一，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实力是否充沛。我们驻扎此地，并非终老此乡，只是养情蓄锐，待机大举。我军除中级以上官佐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下级干部多系行伍出身。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劲旅，等时机一到，我们才能攻无不克。
再有，照我的观察，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若不揣时度势，而徒以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依附沈氏，何能发生作用？一旦沈军崩溃，则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况沈的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所以依附沈氏以求发展，不特如探虎穴，凶多吉少，且与同流合污，势将终身洗刷不净。如别人赋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赋予的名义，决不可轻易承当。
绍竑听了我的分析后，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诚附骥沈氏。至出处和危险一层，他是不十分重视的。我说，冒险犯难固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至向外进取的原则，我更是绝对赞成的。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藉以沟通粤桂的革命势力。然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使命，待时机来临，我必派遣一支有力部队，和你一致行动。
绍竑听了，深以为然，并衷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而我也颇以黄氏能坦白相告为慰，此实为以后我们统一八桂，团结无间的因素。黄氏回容县后，便按照我的忠告，放弃去广东的计划。到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四月十日沈以移防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到十六日，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战祸遂启。沈军虽得北军方本仁开入北江助战，仍节节败退。到了四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当粤中战事发动时，黄氏即急电我，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援。我即令李石愚率俞作柏、林竹舫、刘志忠等营前往。到六月初，黄将部队集中于梧州上游的戎圩和新地圩。黄氏为探明粤中战况起见，特亲到梧州向邓瑞征请领饷弹。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崇禧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也秘密赶回梧州，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和白、陈会面于他的胞兄仲庵家里，绍竑乃知沈鸿英失利，正在总退却中。现据守肇庆城的沈部黄振邦一旅，已被天元帅府陆、海两军所包围。绍竑知袭击梧州的时机已到，唯实力尚嫌单薄。那时他已骗得饷若干，答应转回戎圩防地，即通电就第八旅旅长新职。陈雄仍返广州。黄氏偕白崇禧返抵防次后，即亲笔函我，派白崇禧和李石愚两人星夜送到玉林。信中说为预防万一起见，请我再派两营前往，以增强战斗力，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我也认为用兵之道，不可患得患失，逡巡不前，只要认定时机成熟，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乃令伍廷飏率所部一营，兼程向梧州进发。这是我和白祟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札，头脑清楚，见解卓越。他对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粤、桂、滇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惟对梁鸿楷第一军中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粤全盘局势。我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毋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他们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粤中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我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治下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偾事。白氏听完我的建议后，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
黄绍竑此次派白、李赴玉请兵，实出于俞作柏的阴谋。李石愚回到岑溪时，接俞飞送一信，谓德公左右需人相助，请到玉林后不必再来，前方指挥作战，作柏可以完全负责云。白崇禧偕伍廷飏营行后两日，林竹肪、刘志忠率部到玉林面报，谓李司令动身后，俞即在新地圩集合三营宣布，李司令已回玉林，部队交其指挥。我们不甘随俞叛李归黄，故秘密由间道拔队回来云。林、刘两营长不知此中秘密，而有此误会。幸伍营补上，黄部不至太弱。
白崇禧偕伍廷飏部援军到达，黄即进袭梧州。发动之日，黄部乘黑夜先断绝水路的航运，拂晓时即扫荡沈部外围。到此邓瑞征方如梦中初醒，仓促率残部向信都、贺县逃窜。当黄部攻进梧州市内之时，有沈军收编不久的冯葆初旅早与粤军暗通声气，至是乃布告市民，脱离沈军而独立，并愿与黄绍竑合作，拥护大元帅孙中山。冯氏系一赌徒，善于钻营交际，收编各地游离小部队而归附沈鸿英。冯因与绅商交游甚广，系梧州的地头蛇，自以为有恃无恐，然究难立足于革命阵营，旋被黄绍竑诱至花舫上生擒枪毙。当黄部占领梧州时，粤军先已攻陷肇庆。总指挥魏邦平即统率大军分乘船舰上驶，当日下午蜂拥进入梧州。西江面上，族旗蔽空，极一时之盛。据云，同来的有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一长郑润琦，以及其他将官和中级干部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蒋光鼐、薛岳、严重、黄琪翔、钱大钧、香翰屏、陈诚、李汉魂等数十人。这是两粤革命军人的初次聚会。
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督办行署于梧州。除粤军第一师的一部留驻梧州外，其余粤军都退回厂东。李济深是苍梧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一向在粤军中任职。才高心细，浑厚忠诚。以桂人而在粤军中久任要职，亦非偶然。李从此常驻梧州，颇能与黄绍竑精诚合作，粤桂双方都赖其作介而融洽无间。
（四）
自沈鸿英败退桂林，梧州底定，黄绍竑乃正式改编其所部，独树一帜，脱离和我的隶属关系，自组其“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祟禧为参谋长，下辖三团，以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团长，共有人枪三千余。渠受有孙大元帅的委任，以讨贼相号召，原可独当一面，毋需再受我节制。所以黄绍竑此举，颇得我的谅解，也可说是奉我的命令去干的。此时两广情形极为复杂，粤军、桂军畛域之见也很深。前刘震寰受中山委为广西善后督办，桂人竟群起而攻之，称他为“反骨仔”。自治军的兴起，就是以“客军”和这批“反骨仔”为攻击目标。民国十一年冬，滇军杨希闵等奉大元帅之命，取道广西东下讨陈，广西自治军竟误以为客军入境，纷起向滇军袭击。我部当时不明真相，也曾派队配合其他自治军向桂平滇军进攻，后经他们派人解释，误会才归冰释。由此可见自粤桂战后，桂人衔恨客军的一斑。现在黄绍竑以三千人枪，居然敢以“讨贼”自命，和全体桂军为敌，实因我屯大军在玉林，互成犄角，做他的后盾。而我军则仍保持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的番号，保境安民，和粤军全无关系。广西当局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各地方军首领，虽心怀疑忌，也无辞以胁我。同时我也可假绍竑出面和广东大本营联络，一则可使两粤革命军人互通声气，有事彼此支援，再则可以减少对粤军的顾虑，专心整顿辖区内的军民两政。所以黄绍竑的独树一帜，实是与我互为表里，收相辅相成之效。
然我们的部属不明此理，有时竟妄图非分，致惹起许多误会。其中最错误的一位便是俞作柏。作柏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我在广东护国第二军任营长时，他在总司令部当副官，郁郁不得志，很想来我营作连长，但苦无缺额。后来林虎直属的游击队蒋琦帮统的营内有连长出缺，我因和蒋琦交情很好，乃力保作柏充任连长，这是他带兵的开始。后来蒋琦奉调到新兴进剿李耀汉残部时，作柏曾率其全连官兵作有计划的掳掠。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内所说，林虎第二军中，有鼓励士兵“发洋财”的“某军官”，便是指俞作柏。事为蒋琦所悉，大为震怒，要将俞氏撤职。作柏大恐，来向我求情，请向蒋氏缓颊，力陈他是有计划地劫财归公，胜于任由士兵掳掠的一套谬论。言下涕泪纵横，状极可悯。在他立誓改过自新后，我乃替他说项，得免撤职。
嗣后蒋琦阵亡，我保荐他升任营长。我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时，作柏也随我入山。那时全军绝粮，情形极为艰苦，作柏旧性复发，曾建议我派队下山，向灵山县一带富户，“去打一两趟生意”！到了我们下山受编，他又想向当地富户勒派巨款。他的建议虽以开玩笑的方式出之，然我若稍为所动，渠便可乘机去做了。
俞作柏为人野心勃勃，而性喜聚敛。我们自玉林移防贵县时，路劫粤军是作柏擅自决定的行动；在贵县乱枪误毙马省长爱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