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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刚过四天，这位文代表又来见我，说已奉到联帅的复电，接着就把唐继尧的电报高声朗诵给我听。大意是说：“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等语。电文十分傲慢，似乎我们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般。而这位文代表更是神气活现，说的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力促我勿庸迟疑，迅速表示态度，拥戴“联帅”，以免引起干戈，作无谓的栖牲。同时，他说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并将电报交我阅看。
这时我为正义感所驱使，深觉头可断，志不可辱。我如再和他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刻和他摊牌。当文某还在说他的联帅、联帅之时，我顿时把桌子一拍，骂道：“什么联帅、联帅，唐继尧这东西，乘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我立刻招呼副官，把这姓文的代表拘押起来。
这时，文代表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跪到地下哀求说：“自古两国用兵，不斩来使，还清督办饶恕我罢！”我对他坦白地说，我们谊属四校同学，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我绝不加罪于你。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语毕，副官便带了卫兵数名，把文某押回南宁酒店，看管起来。这一来，整个南宁都为之震动。因为文某初来之时，气派十足，谁知昨日的座上客，今朝忽为阶下囚，外界不知底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文某被扣押的当日下午，总值日官忽来报告说：“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我闻报便招呼“请进”，同时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的门口，以表示欢迎。那位代表正由总值日官陪同，向我迎面走来，距我尚有数丈之地。大概副官已告诉他我就是李督办，所以他一见我便笑逐颜开，高举双手，大声说：“李督办，我这次来，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热情洋溢，大有不胜雀跃之概。
这位代表名董福开，是江西人，携有胡汉民给我的亲笔信前来看我。他到南宁已有好儿天，也住在南宁酒店，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间。他看到唐继尧代表文某那一股仆从如云，往来冠盖不绝于途的“钦差大臣”气派，以为我们已接受唐继尧的委任，故尔不敢暴露身份。今晨忽然见到文某房前站着卫兵，被看管了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署来看我。
据董君说，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森（子超）先生为代表前来看我的，但是林子超先生殊觉为难。他告诉胡代帅说，此次去南宁的目的是要稳定李氏，使不受唐继尧的诱惑。然欲李拒唐，无异以卵击石，我们如要强人所难，至少应予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才能要人家去牺牲。今日我们不持无一枪一弹的接济，即少数稿赏款项也无法筹措。我一人空头跑去，于情于理，俱有不合。因此子超先生不愿担这个任务。
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董君。董君也是同盟会老同志，追随总理有年。据董君说，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他动身前夕，旅费尚无着落，最后胡汉民向私人借了两百元，才能让他成行。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我们无丝毫接济，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我们作“螳臂当车”式的牺牲。所以在胡氏致我的亲笔长信中，只将当前局势及总理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并将宵小想乘火打劫的困难环境，作概括的诉苦，并征询我对时局的意见，希望有所条陈。
董先生到南宁后，原拟悄悄住下，如事不可为，他便打算潜返粤垣。谁知出其意料之外，他的使命竟然全部完成，其喜可知。
我们谈话之间，董君对我的断然拒绝唐氏，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所以断然出此，多半是出于青年军人的血性，尤其是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薰陶使然。一心只觉得唐继尧作风下流，不仁不义，非和他拚一下不可，结果如何，却未遑计及。嗣后事隔多年，回想当年情状，也觉不寒而栗。
后来在民国三十八年，我从南京撤退，迁国府于广州时，董福开先生也自江西故乡避乱到粤，曾来看我。谈及当年情形犹如昨日，而三十年来，国家变乱如斯，彼此相对有不胜欷欲之感。
在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黄绍竑才由梧州赶到。他一见到我便说：“德公，你这次祸闯大了。”我便说明拘押文某的必要，以及骗其烟土再行决裂的危险性。黄说：“事己至此，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
当晚我们便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军事部署的问题。我们的到断是纵使唐继尧倾巢东犯，各项作战准备和行军所需时间至少尚有一两个月，才能抵达南宁和柳州。乘这空隙，我们应当全力讨伐沈鸿英，必要时，不妨将左右江地区和省会南宁放弃，以便集中兵力讨沈，讨平了沈氏，再回师用全力抵抗唐军。
孰知事有巧合，在文某被拘一星期之内，沈鸿英忽然自桂林用“建国桂军总司令”名义，向各县政府暨各法团发出通电，大意是“本总司令不日出巡视察各地民情，仰各知照，不得误会”等语。事实上，他就是以出巡为藉口，指挥大军出发，向我们进攻。
沈氏固早与唐继尧有联络，何机谋我，但是他何以未等滇军到达，便先期单独向我用兵呢？其主因是在于他的轻敌。沈军向称剽悍，纵横数省，未尝铩羽，自然对我们有轻视之心。再者，他希望在滇军入境之前，将我军击破，“先入关者为王”，以免滇军入境时反客为主，觊觎广西的地盘。殊不知他倾巢而出，也正符合我们各个击破的原则，我们实求之不得。
双方既都已准备用兵，黄绍竑、白崇禧遂立即回梧，和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取得联络，计划分进合击沈军。南宁方面，我令伍廷飏率兵两营守城，如唐军进迫，则撤出南宁以避其锋。敌进我退，敌停我扰，勿与敌正面作故，待我军消灭了沈鸿英，再回师拒唐。
部署既定，我便将桂西可用的部队悉数东调，我本人也于民国十四年一月中旬自南宁移驻桂平。
（二）
我移驻桂平不久，黄绍竑、白崇禧已和粤军第一师师长兼西江督办李济深决定进攻沈鸿英计划。一月二十九日，黄、自二人遂乘轮来到桂平向我报告他们的全部战略计划。
他们所决定的计划，大致是以摧毁沈鸿英老巢为第一要务。据他们的判断，沈的老巢是在贺县、八步一带。沈于该地设有大规模的修械厂和炼锡厂。沈军精锐的一部，由其子沈荣光统率，也驻于该处。在他们三人的估计，沈氏此次用兵，必自其老巢南下，志在夺取梧州。因此我方的对策，当以梧州为轴心，调夏威纵队联合粤军旅长陈济棠所部，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则由白崇禧指挥蔡振云、俞作柏、陆超、吕焕炎、钟祖培等纵队和郭凤岗的第一独立团，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至于大河上游，他们的计划是只留少数兵力，固守桂平和南宁。
黄、白二人报告完后，我立即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计划。我的看法是，沈氏之志不在夺取梧州。因柑州下通广东，路线太长，沈氏纵能夺得梧州，也无力进攻广东，况梧州四面受敌，得了不易守。故沈氏的意图，当着重在大河中游，志在限斩我军，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不意绍竑性急，无心多听我的辩论。他说他们三人已一致同意，只等我首肯，便立即开始攻击；此时不能顾虑太多，且师行在途，若重行部署，殊非易事。他和自氏都要克日东返指挥部队，已没有时间再从长考虑。
我因此一计划为他们三人所共同决定，如我坚持不可，可能引起分歧，反使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然如照他们的计划而行，则败亡立至。所以当日下午黄、白决定回航之时，我乃强留白氏多住一刻。因黄返梧州，航程较远，白去平南，数小时可达。我们会议完毕已是晚上九时，白君返抵平南，将是半夜，所以我请他多盘桓几小时，待午夜开船，在船上睡眠一宵，翌晨抵平南，便可挥师出发。因此，黄氏先行，白泉禧遂留下和我再谈。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便平心静气地将目前敌我态势分析一番，并指出他们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在我看来，沈氏乘我们和滇唐决裂时，对我先行用兵，其理由不外有二端：第一，沈氏断定我有滇唐大敌当前，军心必已动摇，不堪一击。第二，沈氏深恐滇军削平我军之后，蟠踞不去，则为患更大。故借滇军的声势作呼应，一举而灭我军，唐继尧遂失其蟠踞广西的藉口，而沈鸿英则可囊括全省，南面称孤。
因此据我的判断，其主力必在柳江一带，意在南下桂平，截断大河，使我首尾不能相顾。渠便可左右开弓，借重东来的唐军的声势，以疾风扫落叶的姿态，肃清大河上游，在滇军入境之前，便可将我军残部悉数收编。然后顺流东下，不特可以占领梧州，甚至可以分兵直下广东，报粤军的旧怨。所以我军应付的策略，在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不在争一城、夺一地。我们如仅以捣沈氏的老巢为功，而听任其主力入据大河，则我辈危亡立见。最后我强调说，值此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战略不容有丝毫错误，否则必至前功尽弃。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倘用兵而如盲人骑瞎马，未有不偾事的。谈到这里，我主张立即将作战计划重新修正，以贺县、平乐、柳州三处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将我军分成三路御敌，使得首尾易于兼顾。得手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这样部署，更可防止沈、唐两军合流，实为至上之策。白氏静听我分析之后，即鼓掌赞成我的计划，并主张立即照此计划重新部署。他悟性的敏捷，和果决的气魄，实非常人所能及。白氏并问我说：“季宽在这里时，你为何不详细分析给他听？”
我说：“你们三人决定的计划，究系多数的意见，我未便以一己之意来否决。再者，季宽那时自信力很强，事又繁忙，心情已极烦躁，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和我对事理作客观的分析，我多说了必易引起辩论，愈辩论则其主观愈强，而事理愈不明。所以我等宵深夜静，和你煮茗而谈，头脑清醒，才可事半而功倍。”
白氏说：“事不宜迟，我们现在立即遵照你的计划，全盘重行部署。季宽、任潮那面，由我负责去电说明。江口、平南方面各纵队，即用电话改调至武宣集中。……”因此，我们的一夕之谈，竟把我们讨沈的战略全部变更。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格有这气魄和才智可以做到。
当我们的命令发出之后，立将以平乐为目标的第二路改由俞作柏指挥。白前敌指挥官则兼第三路指挥以柳州为目标。部署既定，白氏即率卫士三、四十人，和钟纵队司令官祖培率士兵一连，乘轮船循柳河上驶，于午夜向武宣进发。我也于翌日（三十日）率独立营乘轮跟进。
白崇禧、钟祖培一行官兵二百余人于三十日正午到达武宣。此地有我部游击统领朱为珍率部四百人驻防。朱部为收编地方军组成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毫无作战能力。自崇禧等到武宣后，深恐大战即将爆发，便往四郊侦察地形，拟凭险设防。
我们今日回想当年作战情形，真如儿戏。敌我两军都无谍报人员，敌人行动全凭判断或道路传闻。我前夕向白崇禧说敌人主力在柳州一带，也仅是个人臆断，并无情报作根据，故白氏到武宣后，初亦不知是否真有大股敌人取此路南下。
孰知正当他们在察看地形时，忽然发现敌军漫山遍野而来，人数有数千之众。白氏知是沈军进犯，乃急令士兵就原地卧下，并放列两挺重机关枪向敌人射击。沈军也蜂拥而来，顿时展开一场血战。双方正坚持间，不料另一股敌军约二、三百人从柳江的左岸利用河边隐蔽地形，绕到白氏等的左侧背，向我军包围，情势危急达于极点。白氏乃命士兵边打边退，一挺重机枪座的三脚架在仓促中竟至不能带走，为敌掳获，狼狈情形，可见一斑。白氏因左脚不良于行，几至被俘，幸官兵虽伤亡十余名，尚能勇敢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撤入武宣城内，闭门坚守，以待援军。此种危险情况，完全由于朱为鉁疏忽不负责任所致，当时我们如有正规部队驻在武宣，当不致有此危急场面出现。
这时进犯敌军为沈军师长邓瑞征、邓佑文两师，共约一万人左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