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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沈拒唐战事正在捷报频传之时，想着刘、杨盘据广州，勾结唐氏，实为我中央政府心腹之患。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我们乃一再密电中央诸领袖，要求翦除刘、杨，我并允于必要时抽调劲旅入粤助战。这时广东第一次东征已克复潮、汕。广州中央各领袖胡汉民、廖仲恺等，迭获我们的建议之后，朱培德、廖仲恺便去汕头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开秘密会议，湘军总司令谭延辏б捕寂纱聿渭印；嶂幸恢峦馕颐堑闹髡牛司鲆庠菔狈牌鄙牵厥κ≡鹧睢⒘酢Ａ率照绞滤煸诠阒萁挤⑸酢⒀钏慷蛴嗳讼な唤尚蹈谋唷Ｐ母勾蠡技瘸醒胨诘夭派缘梦榷āＣ窆哪昶咴乱蝗眨笤Ц苏礁淖槲裾２晌焙弦橹疲酝粽酌⒑好瘛⑺锟啤⑿沓缰恰⑽槌唷⑿烨⒄偶獭⑻费雨＇、戴传贤、林森、张人杰、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为委员。并推定汪兆铭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内部政潮的起伏和外围敌人的窥伺初未稍息。八月二十日廖仲恺竟被奸徒行刺殒命，中央的有力领神利用这惨案排除异己，株连极多。至九月底，前代帅胡汉民、前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都先后被迫离粤。于是东江陈炯明乘机再度进犯广州，盘据粤南八属的邓本殷随即响应，企图东西夹攻广州，声势汹汹，不可一世。自四川南来广东就食的川军熊克武部也进驻粤北的连山、阳山一带，和陈炯明暗相勾结，图谋不执。中央既四面受敌，乃不得已而发动二次东征，以蒋中正为总指挥，进剿陈炯明，同时檄调我军赴湘、粤边境截击熊克武部川军。
熊克武四川人，也是同盟会中的老革命党员，曾任四川军务督办，拥众数万人。民国十三年熊氏在川政争失败被逐出省，东下就食湘西，愿隶中山魔下，继续为革命效力。民国十四年夏季熊乃率师进驻粤北，渠本人并亲往粤垣和大本营商洽，我军也以友军待他，未与为难。讵知熊氏曾暗通陈炯明，至粤后事发，被扣留。时熊部川军尚有万余人，中央应付力量不足，乃电调我军出省解决熊部，遂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率师分三路出省，蔡振云纵队由桂林出连山，钟祖培、夏威两纵队由龙虎关出江华，白崇禧亲率郭凤岗、陶钧两警卫团由全州出马头，断其北窜之路。激战月余，熊军不支北窜，我军乃于十一月十六日大破之于全州之八十山。熊军总指挥罗观光被击毙，部下两旅长一死一伤，我军掳获枪械不少。熊军溃不成军，流散部队遂为湘军所收编。中央政府西部的一大威胁遂从此解除。
当我军攻击熊军之时，南路的邓本殷和申葆藩也已蠢动，乘广州中央二次东征及熊军叛乱时，进窥粤垣。邓、申俱系粤人，原录陆、谭部下，民国九年第一次粤桂之战时，二人叛离陆、谭，改投陈炯明。民国十二年陈炯明败往东江，邓本殷乃接受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委派，任粤南八属督办，有人、枪二万，自任总指挥，而以申葆藩为副。在广西无法立足的陆、谭残部如林俊廷等，也纷纷来归。九月间，邓部遂乘广州空虚，分三路进犯西江。邓自任左路，以部将陈德春为中路，苏廷有为右路，分头东进，声势浩大。粤南的阳江、罗定、云浮各县，相继失守，广州动摇。
中央乃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南路总指挥，南征邓本殷。惟李总指挥以邓逆声势凶猛，自身兵力又嫌薄弱，乃于十月十二日亲来南宁乞援，希望我军自西北两方夹击邓军以毁其老巢，当得我方同意。粤、桂双方乃分四路而下，夹击邓军。第一路由陈章甫指挥，自肇庆向三罗进攻，第二路由陈铭枢指挥，向两阳进攻，第三路由俞作柏指挥，由陆川向高雷进攻；第四路由胡宗铎指挥，由上思向钦廉进攻（以上第一、二两路为粤军，第三、四两路为桂军）。四路大军一时俱下，邓逆疲于奔命，始知末日之将至。
惟当三路大军顺利前进之时，第二路陈铭枢部忽被突破，逆军迫近四邑，威胁广州。这时我军吕焕炎纵队正奉命经大乌至玉林出高州，向俞作柏增援。到了东线告急，我遂急调吕焕炎回师向陈铭枢增援，将敌军堵住，广州人心始定。
我军三、四两路在数度血战后，已迫近钦廉。十二月五日胡宗铎部已达石船，黄旭初部到达陆屋，俞作柏部到达合浦，黄玉书部占领防城。邓本殷、申葆藩知大势已去，乃通电下野，林俊廷也只身逃往安南。残部由杨腾辉率领于十二月七日向我投诚。南路遂平。
这时广州二次东征之师也已凯旋。陈炯明所部除刘志陆、陈修爵率残部三千逃窜闽南外，完全覆灭。一时烽烟俱息，革命策源池的两广，乃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今日反观史实，固知我们消灭陆、沈，统一广西，力拒唐军东下，并出师讨伐邓、申和截击熊克武，实为助成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二）
广西既告统一，军、民、财、建、教各政在我们积极整顿之下，渐上轨道。
在统一广西各战役中，我军除少数训练有素的基本部队外，其余多系收编而来，良莠不齐。因此纵在作战期间，我们便已开始整训。尚足以应用的部队则进行改编、改造，其不堪使用的部队，便缴械、遣散。这工作说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也时有惊险场面出现。
例如我军肃清陆、谭残部时，陆荣廷悍将之一的陆福祥被击伤，所部陆得标、许辉生两团乃向我投诚，请求改编。许辉生为讲武堂出身，治军尚粗有法度，其为人也还知时势、识大体。所以收编后，我乃以许氏为团长，仅整训其所部。
陆得标却是行伍出身，初任陆福样的马弁、副官等职，为人粗野，毫无现代观念和军事学识。渠所部都是陆荣廷的心腹，器械精良而骄横成性，官兵已不堪造就。然而我如下令遣散，全团必定哗变而流散为匪，收拾不易。因此我在收编后，未加任何整理工作，只调其前来南宁郊外驻扎。驻防月余，我乃调该团来南宁督办署侧的箭道内点验。陆得标即问要否带武器。我说：“带。”陆才放心。在他想来，既带武器，谁也奈何他不得。陆乃率其全团荷枪买弹至箭道集合。所谓箭道，是一长方形的操场，可容数连人同时出操，为前清时试箭的所在，故名。
陆团集合之后，我便出去训话。训话毕，我便喊“立正”，再喊“架枪”。全团架枪之后，我又喊“退后三步”、接着我便叫一名副官宣读我的命令，略谓：“广西兵燹经年，民生凋敝已极，人民实负担不起偌大的军费。本团官兵转战经年，亦应休息。本督办现命令全团官兵解甲归农。”副官宣读命令之时，我声先布置的军队遂在操场四周出现，以示该团不可抗命。
命令下达之后，我便命令陆得标随我到督办署去领取遣散费，并令其副团长率领全队徒手官兵返回营房，以便分发遣散费。于是，草木不惊，陆得标全团便悉数被缴械、遣散。
当我作缴械计划之时，幕僚都认为太危险，劝我不必亲去训话。我则认为我如不亲自出马，反易发生危险，因我亲自去发布命令，事出仓卒，使他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遵命缴械。当全团缴械之时，旁观的官兵部目瞪口呆，而我则丝毫未改平时的从容态度。
北伐龙潭战役之后，我曾用同样方法，在南京大较场将不听调度的王普的第二十七军全军缴械。此是后话。
广西对部队的整顿极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尽，则所余的全系劲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国军人派系分歧的恶习，严禁军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划分派系。信赏必罚，大公无私。所以全军上下一心，进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再者，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军政之外，我们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初成立，自顾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而“省长”一辞，又系北洋政府所用的名称。不得已，我们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由黄绍竑担任。黄氏于民国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就职。当时的组织，最高级为“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本省最高的财务机关。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由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分任厅长。
当时我们虽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然事实上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我们自行拟定。直到民国十五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民政长制度才取消，黄绍竑才由国民政府明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之职。
在此过渡期间，关予县长的遴选，官吏的委派，我们全以三个大原则为根据：一曰廉洁，二曰能干，三曰守法。因我国官吏往往廉洁的未必能干，能干的又未必守法，守法的又未必能干。所以我们遴选官吏的标准，一定要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再者，我国旧官场往往派系分歧，门户畛域之见极深，相互摒斥。我们的新作风则是绝不任用私人，严禁派别。我自己以身作则，深幸黄、白二人也颇能体会斯旨，与我一致。我们更利用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和经常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不时告诫部曲。身正则令行，所以全省上下，风气焕然一新。
广西的财政，在全省统一之前，制度颇为纷歧。我在玉林五属时，一切税收都由我委派专人征收。这种方式在政治未上执道时，弊端极大。因旧式的下级税收人员，在前清多为世代相传的，其最低级的估价员叫做“签手”，都属斗霄小人，其子孙照例不许参加考试。其上则有稽查、书记、文案、局长之流。向例以多报少，视为应得的利润。经他们层层剥削之后，国家税收多入私囊，政府所得仅他们的唾余而已。我在玉林时，深知其中弊窦，故力改此陋规，虽不无成效，但已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绍竑在梧州时，戎马控偬，未暇计及改革，渠仍循广东革命政府的旧例，招商投标，包办税务。其办法即由行政高级机关，估计某地每年约可征收税款若干，规定一税收总额，公开招商投标，出价最高的得标，并预先缴两个月税款。至于征税细则，虽有明文规定，也等于具文而已。因商人志在谋利，因而百般勒索商民，政府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统一后的广西，全省税务改由财政厅划一办法，精选廉洁干练的税务人员，公平征收。一时商民称便，贪污之风顿戢，政府收入也因之大增。
统税之外，我们对田赋也大加整顿。因我国田亩已多年未经丈量，漏税极多，纳税人既感不均，国家的损失也大。广西统一后，我们遂设立清理田赋总局，重行丈量土地，改订税额。这种工作虽一时不易完成，但在进行期中，全省田赋收入已大有增加。
综计广西在统一之后，因积极兴利除弊，使生产和消费两者日有增加，更因税收机关的改善和贪污的澄清，使全省税收逐年增加。计民国十五年的收入约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小洋左右。至于军政公务人员，在节衣缩食，努力奉公之下，也粗可维持。
我们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也不遗佘力。民国十五年冬间，黄绍竑即在梧州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勘定校址在梧州三角咀蝴蝶山，新建校舍，聘请前省长马君武为校长，以盘珠祁副之。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正式开学。后来迁往桂林，为西南重要学府之一。
至于中学教育和国民教育，我们也全力以赴。不过我国教育界以前有一种恶习气，就是门户之见。各立派别，互不相让。这种情形，广西也不能免。当时有三大派：桂林省立师范派，广东省立师范派，及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派。中学校长和教员多为这三校出身。三派暗斗倾轧很烈，一派得势，则凡属本派的贤与不肖一概任用，真是“刘公得道，鸡犬升天”，至于他派中的分子，不论其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