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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十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据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址、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惟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暖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祗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干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十月二十五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十月二十六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武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大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十一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我再破敌于蕲春，九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枝。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样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十一月十四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十五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旧，均停止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惟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师长李品仙、廖磊等告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昨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师长在其私宅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十一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汩罗河，守长沙。何健、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京、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需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十一月十七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十一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京，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二）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七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据根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惟贺、叶等叛军于八月八日抵达赣南抚州，有窜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迳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叛军。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叛军。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叛军消灭，贺、叶自汕头乘俄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窜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共患始平。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共军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九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据，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十月二十九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九月二十一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己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十月二十四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十月二十九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辏А⑺锟频龋诺缤羰希移淇巳绽淳偌闹腥幔饩龅衬谖侍猓羰纤堋Ｒ蛲裟鞘闭诩苹晕淞ν骋涣焦悖魑巫时尽Ｈ挥骋涣焦悖蚴紫刃氩罴蒙睢⒒粕芨f二人。惟李济深德望素着，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翦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十一月十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据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说来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十一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商谈李济深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沈遂于十一月十五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十一时半，广东财政厅长黄的老友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的一类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惟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着名共党首领张大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勾结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俄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煽动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该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分子），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十二月十一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以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益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惟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