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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默然有顷，我只好说，倘你认为政治分会必须设立，则不如请谭延辏УＨ沃飨蛭呛先耍峦刈牛鋈嗡怪埃晌饺说亓揭恕＝壬担废壬谥醒肓碛薪柚亍Ｗ詈螅抑坏帽硎荆醒爰词狗⒈泶讼钚氯蚊乙脖丶岽遣痪停袂氪映た悸牵舜峭嘶卦ⅰ�
次日早晨，我的副官喜气洋洋地手执两张报纸，递给我看，说：”总指挥，恭喜你高升了总司令和政治分会主席。“我展开报纸一看，果然第一页头号大字标题登载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当日许多朋友登门道贺。我内心郁郁不乐，其中苦闷，实非可为外人道的。我并非故意沽名钓誉，表示清高，其中实有难言的苦衷。嗣后，我只好一再滞留南京，不往武汉就职，表示消极的抗议。我既一再谦辞，蒋先生乃迭派吴忠信来寓敦劝。最后一次，他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一听此言，使我恐慌万状。在吴氏苦劝之下，我说：”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首途去就职了。“以故在冯、阎就职后一个多月，我才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
我自京返汉不久，正在整饬部队，预备北伐，蒋氏忽又派吴忠信来汉，劝我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之职。我说：”吴先生，我是军人，对打仗尚粗有经验，对政治则既无经验，更无兴趣。并且我已转推谭组庵先生，以谭氏担任此职实最为理想。“
吴忠信说，蒋先生一定要你做，你如不做，蒋先生说，你就是不愿意和他合作了。依我看，你还是应该和蒋先生合作的。现在其他政治分会主席都早已就职，独你不就，也容易引起外界的误会，你就立刻就职吧。
我说，吴先生，你提到与蒋先生合作与不合作的问题，事情太严重了，那我只有遵命就职了。吴氏见我答应了，他也可不辱君命，当然大为高兴。
我又说：”吴先生，自古只有逼人丢官的，尚未闻有遇人做官的事，蒋总司令现在居然逼我做官，也为少有的奇闻。“我就职后，吴忠信遂欣然返京复命。
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实非我所愿，何况政治分会的设立，原就是非驴非马的制度。政治分会的权力极大，有任命所辖区内地方官吏，及处理政、军、财、教、建各要政的全权。然政治分会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的二级机关，管辖地区有限，凡不属于政治分会掌握的省份，却又直属于中央，与各政治分会错综而治，形成一极奇特的政治制度，实与素主中央集权的蒋先生的意旨大相迳庭。蒋先生复职后，忽然搞起这种制度来，或系一种权术的运用。因蒋氏下野之前，党内党外曾一致攻讦其为新独裁者。今番故意奠立此一分权制，或借以表白而已。
（二）
第四集团军的编制是直辖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等基本部队，以及唐部改编的各军。我既担任总司令，白崇搏也奉派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四月中旬，整编就绪，乃由白崇禧率领李品仙第十二路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
那时，北伐战事已接近尾声。（北洋军阀中所余的唯一实力派张作霖，已无心恋战，华北传檄可定。）先是，当我军于十六年底发动西征时，孙传芳残部仍在津浦线蠢动，有乘视西征时向南京发动反攻模样。军事委员会为减少后顾之忧，乃决定同时命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循津浦线继续北上。十月中旬。何应钦部遂向徐、蚌及淮河两岸发动攻势，并电约冯玉祥自陇海路东进，会攻孙军。
孙军一经接触即向北溃退。十一月十六日我第一路军遂克复蚌埠。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向孙传芳增援，自徐南下反攻。双方相持经月，我第一路军卒于十二月十六日克复徐州，俘获甚众。以故，当我西征军事结束时，何部正抵徐州待令，北伐战事也暂告一段落。直至十七年春初，蒋总司令复职，四个集团军重行部署之后，才继续发动攻势。
完成北伐的最后阶段的战略部署，大体上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攻击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
此时敌军应战的策略，系以张宗昌的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据守津浦线，以阻截我第一集团军的北进。奉军主力则后撤，以缩短战线，并以保定为轴心，向西线集中，拟乘我第四集团军尚未到达正定时，一举将我突出的第三集团军包围歼灭，然后回师截击其他各路革命军，以达其各个击破的战略目的。
我军攻势系于十七年四月中旬发动，第一集团军贺耀祖、方振武两军于五月二日克复济南。孰知日本山东驻屯军福田师团，竟出兵阻扰，围攻济南。蒋总司令不欲与日军扩大冲突，乃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福田师团部交涉，希望和缓此一严重局面，不料蔡等竟为日军所枪杀。我军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围。日军旋在济南城恣意捕杀平民，遭难者数千人，酿成”五三“济南惨案。第一集团军贺、方两军自济南脱险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州，因之颇受稽延。时我三、四两集团军已克京、津，第一集团军遂未续进。
攻势发动后，第二集团军冯玉样部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冯军既无意急进，我第四集团军尚远在豫南，奉军乃得乘隙实行对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的包围。五月中旬，阎部几陷入三面被围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他意在禁止其驻在京汉线上的部队，擅自北上，解阎部之危。冯氏此项通令，后来在北伐军中传为笑谈。因在向敌人发动总攻时，”擅自前进者，枪决！“实是骇人听闻。
冯玉样见友军危难而不救，实在出于意气用事，欲报阎锡山的旧恨。原来当民国十四年冬，冯军在南口战败西撤时，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因而冯氏怀恨在心，得机乃一泄私愤。
冯玉祥既不赴援，阎锡山在危急中，无以为计，适白崇禧率叶琪第十二军乘车赶到定县、新乐一带增援。奉军由其飞机侦察，知我第四集团军已赶到，乃改变计划，向关外撤退。我军即乘势追击，于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并向北京挺进。
我第四集团军原定于四月底在武汉乘车北进，惟以车少轨坏，运输困难，乃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二（叶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编）、第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第八独立师（刘春荣）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先头部队第十二军才抵正定附近。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后，乃沿京汉路直捣北京。第三集团军也于六月一日占领宣化、花园，向怀来追击。第二集团军也向高阳、雄县、永清、固安、河间挺进。第一集团军同时占领沧州。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孙传芳知大势已去，乃于六月三日通电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革命军输诚。张作霖不敢恋栈，于孙氏下野的次日，偕吴俊陞等文武官员出关，车至皇姑屯，被日军河本大佐预埋的地雷炸死。所部奉军仍由”少帅“张学良统率，继续向关外撤退。六月八日我军遂进占北京。六月十一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
唯此时张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万人归顺中央外，尚有三万人稽留于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撤入东北，但是奉方因宗昌部队纪律废弛，恐其反为东北之累，故不让张部出山海关。宗昌所部乃麋集于滦东一带，要求我军收编，同时准备作困兽斗。此时蒋总司令与我已抵北平，知该部已无可改造，乃令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鹿钟麟部，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剿。不久即全部缴械肃清，驰名一时的大军阀张宗昌遂一撅不复起了。
在此期间，东北张学良也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于是，东北显无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军事上所余的，只是一些善后问题，有待处理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一章：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一）
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大兵之后，善后问题总是难处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复时，由于中央任命文武官员实际上均为蒋先生一人所操纵，有欠公允，致心怀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团军保持一贯作风不荐人外，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说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
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阎锡山对蒋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久历官场的冯玉祥，对蒋先生的用意岂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对阎氏尚无甚恶意，而对蒋先生的运用诡谲伎俩，却积愤很深。
因此蒋先生于六月中旬，电邀我和冯、阎到北京举行善后会议时，冯玉祥遂托病复电不来参加，并电令其驻汉口代表李鸣钟向我解释，希望对他原谅，顺便探测我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和意见。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而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命，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瘠，地方收入不足以养重兵。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因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此一裁兵电报曾传播各地，颇为舆论界所赞扬）；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问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略谓，民国成立以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内有军阀的割据，北征南讨，扰攘经年，民苦已久。今赖将士用命，人民输将，北伐既已完成，国家统一在望。倘善后会议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责难，人民也不会谅解，则吾人何以自处？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花临，并出手示，情谊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电后，极感快慰，随即拍电报告蒋先生。中央诸公获此清音，一天云雾顿时消散，欢忭可知。那时，蒋先生已派吴忠信来汉，拟请我居中调处。因我实是担任这项任务最适当的人选。论攻克平、津的战功，我第四集团军或在第二、三两集团军之上，但我军功成不居，禄亦弗及，我辈也从无怨言，殊足以为冯玉祥作规范。不意我已自动从旁疏解，并已获得了圆满的绪果。
南京接电之后，蒋总司令乃决定约我同道往新乡，亲约冯玉祥往北平开会。这是蒋氏舍近求远，取道武汉，前往北平的原委。
民国十七年六月下旬，国民政府乃正式通过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六月二十八日蒋总司令率总参谋长李济深、中委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戴传贤及随员张群、陈布雷等一行二十余人，自京抵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