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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满清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薰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薰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驭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鉴〔伯器）为难。
蔡得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徉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据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末成熟，不愿暴露身分，所以和桂林极为活动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二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材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二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愕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谘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谘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的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销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愕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愕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老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笠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笠。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宜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
第二编：陆军教育时期
第四章：广西青年与辛亥革命
（一）
我在陆小的最后两年时，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在密谋起事。革命领袖如黄兴等都盘桓于香港、安南之间，与内地党员声气相通。两广地处边睡，遂成为革命志士聚集的区域。
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本有悠久的历史。因广西是洪杨起义的故乡，人民的民族意识极为浓厚，更兼民风强悍，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所以革命党人的注重广西，自因其具有特殊背景的缘故。而当时广西的新机构，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据的机关。
在张鸣岐抚桂的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张鸣岐当时以新人物自命。同时为了禄位着想，他更不敢滥事镇压革命党，以免激成大变。洪杨故事不远，张氏是聪明人，自不愿再蹈覆辙，所以他对革命党的活动装聋作哑，曲予优容。因此广西同盟会的活动，简直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上的领导人，最先有庄蕴宽、钮永建等。后来庄、钮自请外调，然同盟会的人数已多，基础已固。所以同盟会分子如王孝缜（勇公）、何遂、尹昌衡、耿毅，冷逾等都极为活跃。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般。后来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过张鸣岐不久即调升两广总督赴粤，遗缺由沈秉坤继任，于是革命的风气复振。同盟会广西支部乃于宣统二年正式成立，并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以鼓吹民族革命。
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它虽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有之，则为敷衍远道前来视察校务的钦差而说的。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空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会中于部并在陆小附近租屋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当然是成绩优异而有血性的青年。因此他们就来吸收我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关，它要听命于海外总部而随时发难。在满清时代，搞革命的都被目为“叛逆”，随时可以有杀身之祸。为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时都要填具志愿书，歃血为誓，示无反悔。我校入会的三期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并租有民房三间，每月聚会两次，记得我们在该处入会，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誓。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投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这也是一件趣事。
（二）
大约在我加入同盟会之后半年光景，广州便发生了七十二烈士进攻督署失败而壮烈成仁的大事。当时我们都跃跃欲试，惟以事出仓卒，未及响应。再过半年，武昌起义便在旧历八月十九日爆发了。首义的分子便是驻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就在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和陆小学生预备起事之时，桂抚沈秉坤和藩台王芝祥等见清廷大势已去，乃与谘议局议长等合议响应武昌起义。广西遂于宜统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宣布独立。同时由谘议局推举沈秉坤为广西都督，王芝祥和时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为副都督。革命的地方政府乃正式成立，并定期开庆祝光复大会。谁知就在这庆祝会中，发生了一部分巡防营“旧军”叛变的怪事。
广西的“新军”与“陆小”初成立时，已为“旧军”巡防营所嫉视。这新旧两派军人，因思想、作风的不同和利害的冲突，早有水火之势。而旧军恃其资格老、历史深，对这一新兴力量的成长，尤视为眼中钉。加以新军和陆小在当时都被看成革命党，我们自己也以革命党自居，今番革命成功，又难免趾高气扬。而一向反对新军和反对革命的旧军，对这一变革，更不愿附和。因而在开庆祝大会这一夭，一部分巡防营旧军乃发动叛变，目的是抢劫政府金银、现钞所在的“藩库”和银行。
庆祝会是决定下午八时在桂林皇城内谘议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这天下午七时，我们陆小学生每人提了一个写着庆祝标语的灯笼，整队进城参加大会，并预备在会后提灯游行。所以整个队伍部是徒手的。当我们的队伍自文昌门入城，转入南门大街到鼓楼底时，驻在鼓楼上的巡防营士兵，突然向与会群众开枪，一时枪声劈拍，秩序大乱。我们的队伍乃调转头来准备冲出文昌门去。这时人声鼎沸，步伍杂沓，各人所持灯笼，互相撞击，发出勃勃之声，使本已慌乱的场面，益增紧张空气。当我们队伍只有一半逃出文昌门时，驻城楼上的巡防营突然将城门关闭，一部分同学乃陷在城内。我们逃回学堂，喘息方定，听见城内只有稀疏的枪声，仍不知真情实况，大家猜想是巡防营兵变。
这天因为是假期，学堂各级长官早已出去观看热闹，只留两位队长各自率领两期同学进城。所以我们逃回学堂之后，成为群龙无首的状态。幸而不久总值日官爬城脱险回来，集合全体讲话，并问学生关于应付这一事变的意见。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和旧军早已有隙，现在旧军叛变，一定要向我们进攻无疑，我们应准备自卫。于是，总值日官打开弹药库，将我们平时打靶用的子弹分给众人，每人各得子弹十颗。这时局势紧张，我们人数既不足，子弹又不多，若巡防营真来进攻，恐不足以抵御。大家乃决议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李家村，以便和新军一致行动。李家村距我校有二十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