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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张学良袒蒋，率兵入关，北平局面紧张，扩大会议决定移往太原，内子遂也乘机往太原拜访阎氏。此时冯、阎的败征已见，岌岌不可终日，扩大会议事实上已经解体。阎氏感我率军入湘遥为呼应的往事，乃自库存中拨款四十万给我。阎的本意，以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故特地分给我个人一笔巨款，以为日后生活费用。孰知此款转到之日，正是我军粮饷两缺之时，骤得巨款，颇足稍纾燃眉之急。
此次我们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失败的重大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先是，当蒋、冯、阎三军在中原剑拔弩张之时，三方面都派人向张学良游说。阎、冯方面仅给予张氏以”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虚衔，劝其袖手旁观，而蒋先生方面据说，除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外，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地盘，及现金六百万元的实际利益。张接受了，遂率兵入关勤王。
蒋和阎、冯本来势均力敌，张学良入关，自然举足轻重。东北军既占领平、津，阎、冯两军斗志顿失，遂一败涂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蒋先生所以能独霸天下，张学良实居首功。孰知因此便伏下”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六章：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一）
民国十九年夏，北方阎、冯势力瓦解，扩大会议无疾而终，蒋先生的声势至此可说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彻底解决本军的心也愈坚。
自我军退回桂林后，湘、粤之敌在蒋先生命令之下，不断侵入桂境，企图消灭我军。云南方面的龙云也受中央唆使，令卢汉率三师之众，将南宁包围。共产党也于此时利用李明瑞、张云逸等，屡陷百色、恩隆等地，组织苏维埃政府。广西全省弄褥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我军处此危殆的境地，实在疲惫已极，军心难免涣散。纵是高级人员如张发奎、黄绍竑等，也心灰意冷，表示极端的消极。
张发奎军自荆沙南下时原有万余人，士气尚旺，无奈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三败于湖南的衡阳，三战三北，张氏愤概已极。自湖南撤入广西时，全军仅剩千余人。
张氏回到桂林后，曾向我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子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忿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升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枝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张氏甚至屡请撤销该军番号，俾息仔肩。为慰勉张氏，我总以乐观的态度说，胜负为兵家常事，劝他不必消极。张说，他现在毫无凭藉，难以重整旗鼓。我为维持第四军于不坠，遂将本军许宗武、梁重熙两师番号取消，将该两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官兵约六千人，拨交张发奎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其战斗力量。我们苦心孤诣维护第四军，可说是仁至而义尽了。
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喷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长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枝。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祟禧苦劝无效，终于八月通电息兵一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独裁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债，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副总司令：黄绍竑
总参谋长：白崇禧
前敌总指挥：张发奎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第十师师长：吴奇伟
第十二师师长：薛岳
第七军军长：杨腾辉
第十九师师长：莫树杰
第二十一师师长：廖磊
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
第四十三师师长：梁朝玑
第四十五师师长：韦云淞
独立第一师师长：韩彩凤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九月底发动，由白祟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军长旭初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十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据右江一带的共军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窜，终于二十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窜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合夥。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缘于粤籍元老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元老，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独裁，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错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民国七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七章：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五月下旬在广州召集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五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民国二十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间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十二月十五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二十一年一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一月二十八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