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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局势如何，希特勒愈早打倒愈好。英国大使也一再强调说，倘第二战场迟迟不开辟，恐怕苏联会愤而与德国妥协，那便糟了。我说，国际政治原像下棋和赌博一般，看谁气魄大，手段高。据我判断，德、苏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历史上亦从无此事例，西方当局尽可放心。但是他们却坚持己见，不稍退让。当然也不会把我的意见转到伦敦去。
孰知第二次大战后，西方盟国果然和苏联为着东欧诸国问题，为着柏林问题，闹得剑拔弩张。我在北平任行营主任时，魏亚特到中南海居仁堂来拜会我。翌日，我也到六国饭店回拜他。我说：“魏亚特将军，冷战现在已打得火热了，你该想起我在重庆对你所说的是真理吧？”但是这位约翰牛却仍旧执拗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相提并论。”大家一笑而罢。
（三）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军节节败退，欧战已有迅速结束的趋势。同年七月，日军在太平洋屡败之余，使极端反动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同盟国海军已逼近菲律宾群岛，日本的命运，也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是年九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由赫尔利将军继任驻华大使。赫氏使华，除负有外交上的使命外，还负有调解我国国共纠纷的责任。因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罗斯福总统目击我国国共关系的恶化，深恐影响战后世界和平，所以特派赫尔利前来，企图促成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故赫尔利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详谈中共问题。
我此时适因公在重庆，赫尔利大使特地征询我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认为我既非蒋先生的嫡系将领，说话必然比较公道。我乃反问他，站在外交官的立场，他作何看法。
赫尔利说，他为此特地经过莫斯科，问过斯大林元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说：“中国哪里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我说：“这些话，你认为如何？”赫尔利说，他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真实的，不会骗人的。我说：“斯大林对你所说的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应过分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你千万别上了斯大林的当。难道斯大林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多，他的话比我们中国人的话还可靠？”
赫尔利诚恳地说：“斯大林是政治家，我相信他的话！”
这样，我们当然无法再说下去，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赫尔利大使到职不久，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也接踵而至。中国战区前任参谋长为史迪威将军，因与委员长不合，奉召返国，由魏氏继任。
前已言之，史迪威原为美国驻华武官，珍珠港事变后，调升中国战区参谋长。不过史氏是一阳分人，可为赫赫的战将，却不宜做运筹帷幄的参谋工作。这种人尤其不能与自私的蒋先生合作。因为蒋先生事事以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做他的参谋长，必须要事事请示而后行，断不可自作主张。史君是美国人，当了参谋长，便真的要行使参谋长职权了，和蒋先生当然无法相处。
关于蒋、史之间的别扭，据说，史迪威曾公开批评蒋先生专将美国运来的装备补充他的嫡系部队。史氏认为，美式装备的分配，应以军队的能否作战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第八路军在内”。致引起蒋先生的愤怒，认为史氏干涉中国内政，必去之而后快。
魏德迈抵重庆时，我们亦曾详谈今后世界局势。无奈当时美国将领都有个相同的看法，即急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免战争旷日持久。至于战后的问题，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但是在我看来，战后的困难将甚于战时百倍。如不未雨绸缪，届时必将捉襟见肘。论力量，论声望，美国实掌握了左右今后世界安危的枢纽，美国当局一着之差，便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思维及此，我认为有尽我所见，向友邦当局贡献一点意见的必要。
因此在赫尔利和魏德迈莅华之后，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我曾两度修致备忘录给赫、魏两君，希望他们能转致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元帅。
我的第一备忘录是在赫、魏两氏抵华后不久便送出的。修缮之前，我曾向蒋委员长提及此事。蒋先生说：“可以，可以，你就送去吧。”在这文件内，我特别提醒美国当局说，德国一旦投降，日本不久必然也跟着投降。但是，当时在渝的美国人都认为日本民族性强悍，笃信武士道精神，非战至最后，绝不轻言投降。美国军队若要攻占日本三岛，至少牺牲二三十万生命。其实这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日本民族性恰如日本运动员的长途赛跑。当他看到失败已成定局，便不再跑下去，不像西方运动员，明知失败了，还要跑到终点。如今欧战已急转直下，同盟国应该计划如何应付日本的突然放下武器！我更强调说，从历史上看，战胜并不难，难的是处理战后问题。此次远东方面战后问题的焦点在我国东北。同盟国当局事先便应想到将来的东北问题，所以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因为苏联眼见日本战败在即，不论吾人要求与否，它必然要来分一杯羹。故而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
此备忘录发出不久，果然欧战急转直下，盟军正逐渐向柏林缩小包围圈，德国投降已是指顾间事。考虑到我国的东北问题，我便向赫、魏两君送出第二份备忘录，重新提醒华府当局千万不可与苏联在东北划分战区，我们应与苏联向同一目标竞赛。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我提议，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在菲律宾设一中美合作训练机构。将我方准备接收东北的军政人员在菲律宾开班训练，与美国陆、海军密切配合。一旦日本支持不住而放下武器时，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和政治接收人员即可由美国海、空军迅速运往东北。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我深愿美国统帅部郑重考虑此一问题。
这两件备忘录均由我口述大意，由秘书拟就中文稿，再由行营顾问石超庸和军委会少将参议余兆麒协同译成英文，分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参谋长。孰知此两项文件发出之后，便石沉大海，毫无反响。约莫一年之后，德、日相继投降，苏联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东北，一切均如我所逆料。而美国当局的措施，则与我所建议的完全相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铸成大错，不胜扼腕之至。我自思前两项备忘录，所言是何等详尽，而盟国当局竟丝毫不加考虑，令人不无懊丧。事后，我私自臆测，虽赫尔利大使曾当面恭维我，不只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但华府当局或认为我不过是一战区指挥官，妄言世界大势，根本不值一顾。
战后，我国内战危机日深，魏德迈奉调回国，顺道到北平来看我。当他辞别时，我亲自从居仁堂送他出大门，边走边谈。魏氏忽然提到我的两项备忘录，说：“李将军，现在满洲情势的发展，你当初给我的那两项备忘录，皆不幸言中了！”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原来他曾详细看过我的两项备忘录。但是他们为什么明知故犯，硬把东北造成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九章：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国民党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能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20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