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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九四六年蒋又向苏方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斯大林的意见；他自己亦有意访苏。斯大林为此曾遣专机到中国迪化（乌鲁木齐）来迎接＇注：上面这个关于斯大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的故事，是根据模糊的记忆写成的，这个故事是罗申亲自告诉我的，没有文件证据。因此，要查对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材料，才能进一步证实。—作者注＇，并训令苏联驻华大使善为安排。罗申告我他本人当时便是承命办理此事的。可是当专机抵迪化之时，他曾想晋见蒋氏，但蒋拒绝接见。不得已罗申乃找经国另作安排，盖经国原来也是我方的接头人，可是经国闻讯则避往上海；罗申又追踪至上海，但是大城之内人海茫茫，当然找不到经国踪影，只好作罢。苏联专机也只有空机飞返了。
据说斯大林为此事至为愤怒，乃训令苏联驻华使领人员对中国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可是当国共内战国军在东北受挫之后，蒋氏又向苏联重申前约，并将以前的爽约归咎于经国的安排失当。当罗申电报斯大林请示时，斯大林复电说，既然蒋介石有欠诚实，罗申不必再理他便了。
罗申因而向我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罗氏的语气既如此尖酸，我也就未再多说了。
我深知苏联的用意。过去三年苏联对华的要求便是万一苏联对外发生战事，中国方面应严守中立。如今我们面对中共的继续进攻和一个中国中立条约，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如何，我再嘱甘介侯去约罗申一谈，但是此时罗申已高抬身价；斯大林亦不再以中立中国为满足。他要求的是一个真正的中苏合作。他要求中国为表示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当甘君为此要求回来向我请示时，我便告诉他苏联此项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我要他告诉苏方，中国政府今后对外政策将不分轩轾，对所有友邦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任何一国。但苏联大使则冷然见告，以后的中苏关系将端视中国是否能接受苏联条件为依归，他无可述。
就在此同时，我又派甘介侯去见美国大使，希望美国能发表一件支持我政府的书面声明，如此则对我们在将来和谈上利用苏联的影响，强迫中共勿走极端，将大有裨益。不幸这件小往还，于数月之后，被美国误载于其国务院所发表的《白皮书》。白皮书上有关此事的报导如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代总统派一代表来见司徒雷登大使，要求美国发表一件支持〔中国政府〕的书面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发生接触。中苏双方已拟出一件三点协议草案。该件已由苏联大使于数日前携往莫斯科矣。该三点协议是。（1）中国在将来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2）将美国在华势力削减至最小限度；（3）中苏之间建立一真正合作基础。李将军对此三点，原则上已完全同意。但是李氏觉得在他与苏联作此项交涉时，如美国政府能发表一公开援华声明，对其交涉将大有帮助。（原文译自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所发表之《白皮书》第二九三页）
这一错误报导，可能是由于美国外交人员当时过分敏感所致。另一可能则是中国若干方面为促使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而发出的谣言亦未可知。然就我个人记忆所及，我和苏联的接触只限于上述我与罗申的简短谈话。在一九四九年中我绝未与苏联方面有何正式接触也。
对苏恢复友好既已无望，我们的外交活动则限于对美一方。我与司徒大使经常保持接触。司徒为我老友，我们一向相处十分友善。当我还在北平期间，他便常来我处吃饭，我有时也被请去燕京大学相聚。我和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也很熟悉。傅氏也是我行营中的常客。
从在当年北平我便和司徒雷登讨论到美援问题。每提到美援，这位未来的大使便总是说中国贪污问题太严重，美援只能助长贪污。后来蒋氏退休，我在南京又向他再次要求，希望他能说动美国政府贷我五亿美元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我并强调说蒋介石今已辞职，中国政局大变，我担保我们今后对美援运用会更为有效。如果今日美国不愿援华以竭阻世界共产主义之扩张，则将来美国纵愿在远东多用百亿美金来制止共产主义，恐亦无效。不特此也，将来美国青年还可能在远东流血，亦未可知。我并提醒司徒大使，如美国不愿在目前采取行动而俟诸他日，则将来势将被辱骂为帝国主义。可是这位大使十分顽固，对我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并且一再地说，蒋介石今日尚在幕后操纵，中国政治形势并未改变太多。美国对远东政策早已决定，目前未便遽改云云。
当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之时，我与美方接触亦进入高潮。我虽明知美援无望，但我还是希望至少美国会给予我若干道义上的支助。在四月中旬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要求司徒大使能在他的大使馆内，为我举行一个茶话会。表面上以我为主客，使英法两国大使作陪。司徒总算对我还不错，茶会是如期举行了。英法大使亦应邀在座。会中我起立致辞。〔刚按：据司徒雷登回忆录，此一茶会举行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应邀参加者有英、澳、加拿大三国大使。加拿大大使迟到，法国大使并未参加。见司徒着《中华五十年》，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三一页。李宗仁先生作此回忆时，身边无片纸原始记录足资参考，笔者遍搜有关资料，亦未有法国大使参加之记录。李氏记忆，显然有误。〕
在发言中我首先说明，中国政府有鉴于人民所受内战之痛苦，已经着手与共党开始和谈。我们希望此和谈能达成协议，以便中国能步入民主建设之途。我并强调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西方民主国家便一直为竭堵共产主义而努力。可是二次大战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已控制东欧，现正在西欧进行冷战。我因即席发问道：”如今西方列强正在西方建立一条防堵红潮的大堤，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同样的红潮在远东泛滥成灾而不稍顾。这样能算是有智慧的办法吗？“
我又说，中国现政府如果崩溃，我相信整个远东亦将随之不保。我希望西方国家能注意这件事实。今日中国实是今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契机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内乱，而对这一内乱漠不关心。我在谈话结尾时更强调，在目前我政府无心向西方列强要求物资援助，但我希望在座诸位能将鄙意转达贵国政府，至少应给予我若干道义上的支援。我更希望三国大使能联名发一支援中国的共同声明，对今日正在进行中的国共和谈表示关心，并希望和谈能够圆满结束，庶几和平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可以永系不堕。如果三国政府能发此声明，势将对我政府和谈代表其有莫大之鼓励，同时也使插手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分子知所警惕。
在我辞毕就座之后，我一直盯着司徒大使希望他能支持我的建议。谁知司徒此时却使出一般政客的滑头办法，他避开我的眼光，转向英国大使，要英国大使为他们三人代致答辞。英大使乃起立略说数语，用辞极为审慎而不着边际，把我所说的各项问题都含糊过去，这便使我想到西方列强对中国政府之崩溃是决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了。
在此同时，我更试图与美国政府直接接触。其时我驻美大使为顾维钧。顾为一小心翼翼的政客，一切以蒋氏的指令为依归。白崇禧曾一再向何应钦和我建议，撤换顾氏，但是何氏则顾虑万般，未得溪口许可之前，不敢轻动。话说回头，那时我们纵使能换掉顾氏，而另派高明而有责任感的外交官，实亦无济于事，因为那时的美国政客早已下定决心，眼看我们一步一趋走进地狱，而不加理会了。
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在蒋我交递期间，国内情势大变，一剂美援，便可奏实效。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便向中国人民保证实行民主改革；在蒋氏下野之后，一般人民都希望政府中的贪污、腐化与无能，亦随之而去。在我主政的两个月之中，全国也确实气象一新。假如那时美国的总统和国会内的领袖们具有远见，能及时转变对华政策，予我经援，来竭止通货膨胀，则国事未始不可为。如此则在军心、民心同时复振之下，我们一面巩固江防，一面实行民主改革，双管齐下，这样我们对共和谈，亦未尝无成功希望，至少我们仍可为半壁河山，保持自由。
那时我断未想到华府的决策人，是若斯其短见。他们真的未吭一声气，便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大陆，被共党席卷而去。在占领中国大陆之后，共产党顿形强大，不期年，他们就胆敢发动高丽战争了。
可是我今日试一回顾，对美国的援助，反觉不寒而栗。想来我之碰着这批无经验的美国政客——这批但能维持现状而无应变之才的美国政客，我是幸运了。那时如果他们也和斯大林一样的狡狯与残忍，善于在国际争端中混水摸鱼，中国可能就被他们彻底毁灭了。试思那时美国如以全力援我，使我与毛泽东划江而治平分中国，则中国势将沦入亦如今日之南北韩、南北越、东西德乃至寮国、老挝一样悲惨的命运。南华恃美援，北华靠苏联过活。双方俱无法获得完整之独立，而却于两面旗帜之下，自相残杀。以六亿人口之大国，而陷入若斯惨境，其情形当较上述诸小国，更惨痛万倍。祸国殃民之余祸，那真是子子孙孙，百世不能改了。试思中国果真陷入此一绝境，则我岂不成中国民族史上之千古罪人！？
今日中共政权虽为求实现共产主义之速效而不惜残民以逞，然中国至少已十年无内战。大陆上的物质建设亦颇有可观，足使西方列强对国人另眼相看。在西人眼中，今日中华民族究为一富于智慧之民族，不久将来定为世界首强之一，足使他们既敬且畏。成功不必在我，不论谁人当政，而国家元气未伤，终有可为。言念及此，我个人虽失败去国，偷生异域，然亦殊觉心安理得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七章：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下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三十七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三十八年一月一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账，结果并无账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