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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后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危局，我曾数度就商于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失守，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二月十六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三十八年二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蒋先生每次下野，总归要杀人泄愤。此次陈仪被蒋经国告一状，适逢其时，所以便倒霉了。这件事的内幕是这样的：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吸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沪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枪毙民命、查封商铺，日有所闻。不肖之徒，乘机勒索，尤不胜枚举。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啧有烦言。蒋先生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饬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不久，蒋先生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先生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孰知这副团长是个潜伏的共产党，后来共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转到共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来又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状。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是有一定预算的，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据说，陈仪曾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了，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经国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焉肯干休？乃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乃父告御状，难免画蛇添足，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先生闻言，不加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个电话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遗缺由汤氏暂派周碞代理。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闲散军官先被枪毙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曾刊载于沪上各大报。
这一类事，在蒋先生个人经历上本是罄竹难书。不过现在他已下野，国事至此，他的恶习气竟变本加厉。在南京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提到蒋先生这种作风，无不痛心疾首。但是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而对蒋先生仍不敢有丝毫违抗。我有时难免因何应钦的矛盾言行而诧异。何才据实告诉我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令人不寒而栗。
二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脓包的汤恩伯。
一、二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