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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保全，以待授至，此上策也。
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之乱，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从者如云，犹且听命于雄者。又二年，帅将士东渡大江，秣马厉兵于建业，以观天下之变。其诸雄皆放肆无籍之徒。虽曰无籍而元示不能驭。乃命中山武宁王，开平忠武王总兵四征，与群雄并驱。又不数十年，群雄殄灭，偃兵息民，当并驱之。时张士诚称王于姑苏，陈友定扼险于八闽，方国珍擅命于甄越，杜遵道、刘太保僭乱于中原，徐贞一、陈友谅相继僭号称尊于江汉。兵无纪律，同类相夷。元义兵李察罕多起河洛，刘大保莫能与敌，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径入齐鲁灭乱，毛氏之类渠帅，虽能婴城固守，及与察罕拒战，所在败北。察罕兵骄气盈，心诈志狂，所以卒殒于敌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帅兵，一切作为蹈舅之谋，不能服众，以致部下声言效忠朝廷，请命加侏王保保。自是元内外衅生。首将擅兵于外，大臣异权于内，朕观是机，发兵讨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长驱齐鲁，席卷河南，遂入潼关。复遣大将由邺下趋真定，移营通州，元君弃城北归，而函蓟之区悉定矣。西入晋冀，晋冀乃平，兵渡河西，关中亦定，不三年而天下一统。
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今尔等又入旷塞，提兵远行，设若遇敌岂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虏为中国患久矣。历代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虑，尤加慎密。尔能听朕之训，明于事势，机无少懈，虽不能胜，彼亦不能为我边患，是良策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尔其慎哉！
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晋王朱？病逝。朱元璋这时已经七十一岁了，对晋王的死非常悲痛，这是继秦王的死后对他的又一个打击。朱元璋对晋王比对秦王更加钟爱，晋王的谥册是这样写的：
朕曰惟先王之典，生有名，殁有谥，所以彰其德表其行也。曩者封建诸子，王尔于晋，为曩国藩屏，于兹有年。尔者因疾永逝。特遵古典，赐谥曰恭。呜呼，谥法者古今之公议，不可废也。尔其有知，服斯宠命。
这与称秦王“不良于德”，谥为“愍”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为了给晋王作陵园，晋世子朱济熺向朱元璋请求民地一千一百余亩。朱元璋命其以八百亩为限。这样犹恐妨民，又命令所占田地以附近官地给予偿还，并根据被占地的多少，分别赐给钞币。朱元璋为表示对晋王的哀掉，辍朝三日。这些都与对秦王的态度大不相同。不久朱元璋便命济熺嗣了晋王之位。
秦王死后，晋燕二王成为北方的强藩。现在晋王也死了。燕王不仅成为诸王中年最长者，而且在实力上，其他诸王也无法与他相颉颃。燕王朱棣的地位在稳步上升，这不仅有他个人的努力，而且上天也给了他机会。他是个幸运儿。
第21节：骁勇的燕王（20）
朱元璋的身心愈渐衰弱了，但边防的事仍让他心绪不宁。虽然长期以来，朱元璋并没有给骁勇的燕王以特殊的地位，但在秦、晋二王相继死去后，便不得不对燕王予以注目。四月初九，他再次颂敕书给燕王朱棣，他说：
迩闻近塞烽火数警，此胡虏之诈。彼欲我师出境，伏兵邀我也，不可堕其计中。烽起之处，人莫宜近，虽望远者，亦须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虏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度其人马不下数万，岂可不为之虑？可西凉召都指挥庄德、张文杰、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辽东召武定侯郭英等会兵一处，辽王以都司及护卫马军悉数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军须十五万，布阵而待，令武定侯、刘都督宋都督翼于左，庄德、张文杰、都指挥陈用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使彼胡虏莫知端倪，则无不胜矣。兵法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尔其察之。
大约人到老年，滞于某事，朝思暮虑，不厌其烦，朱元璋也不能例外。五月初八，这个一向很少生病的老人病倒了。七十年的风雨坎坷、殚虑焦思，使得他太疲劳了，而这时仍然念念不忘北边的防御。他再次颁发敕文，要求边将辅助诸王加强边境的防守，他对左都督杨文说：
兵法有言，贰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应敌。为将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练精锐马步军士随燕王往开平提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慎毋贰心而有疑者也。
在北方边防的实践中，他确认了北京为中国门户的地位，也确认了燕王在北方边防的主导地位。接着，他对武定侯郭英说：
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蘖未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余皆选练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屯驻提备。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
二十九，朱元璋再次敕令燕王提兵备边：
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马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了。闰五月乙酉，这位大明开国皇帝离开了人世。就在辞世这一天，他还像平常一样地处理政务。但他已感到病体不支，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令内侍焚香祝天祷告上帝。他说：“寿年久近，国祚短长，子孙贤否，惟简在帝心，为生民福。”据说，在临终前他曾派人持符召燕王还京，但是燕王行至淮安，被当事者假借他的命令阻还。朱元璋在临终时还问左右，第四子来了没有。
南京城内外，漫天飘洒着细雨，正是禾苗盼望着的雨，它如同甘霖，降福给人间。朱元璋听到雨声，带着满意的笑容闭上了双眼。朱元璋生于艰危，起于闾里，不数年间便统有了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之所以能够如此，除社会给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外，全靠了他的超人的智慧和能力。真好像明人所称的“天纵神圣”。然而他虚心克己，不忘本分，直到死前不久，他还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乡。四月己丑，他祭享太庙完毕后，看见庙门外高大的桐梓树，对太常寺臣说：“往年来此，今不觉成林。”他又想起了祖宗家乡，说：“凤阳陵树当亦似此。”说着便落下泪来。不论在叱咤风云的战场，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朱元璋的心始终没有忘掉养育他的家乡凤阳，没有忘记他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或许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这种赤子之心诚无疑对他是一种约束，所以使他保持了较清醒的头脑，而不致于过度地放肆骄奢。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时间里，封建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然而他所开创的事业能否继续下去？怎样继续下去呢？让我们来揭开历史的这一页吧！
第22节：百折不挠（1）
第二章百折不挠
一、他年谁为主
皇帝继承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大事，传子在宗法制度下是当然的，自先秦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中原王朝已经成为确定不易的制度。传子固然可保证后世江山姓氏不变，但遇上不肖子孙却难免国破家亡。多少英明君主曾想不立长而立贤，但皇储的空缺又成为诸子觊觎争逐的对象，因而常常酿为内乱，反不如仍立嫡长子名正言顺而只落得眼前清净。
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想到这个问题了。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他便立长子朱标为“世子”，即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到洪武元年，朱元璋当了皇帝，朱标很自然地成了皇太子。他把立太子看为天下之本。皇太子的册宝上写着：“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太子职责在于“抚军监国”，“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他曾对皇太子说：“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则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不可惧哉！不可惧哉！”朱元璋虽主旨在于保朱家之天下，但也不免有为天下生灵求福之志。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教育培养也真的下了功夫，让他读书，让他参政，让他巡视天下了解民情。他对太子的要求一是统军，一是司礼，一是练政。他让文武大臣如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等兼领东宫官，他对他们说：“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叔康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怠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置之。”他又对太子宾客梁贞、王仪、太子谕德秦庸、卢德明、张易说：“朕令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帝王之道，礼乐之数，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朱元璋早就表示“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洪武十年，朱元璋命令自今政事都要先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他说：“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凡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尔能体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后来他又嘱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说：“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派太子巡抚陕西，以规划建都之事。他希望太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保有朱家的天下。
朱标出生时，虽然天下尚未平定，但朱元璋那时已经是统帅兵马征战一方的将领了。朱标出生后不久，朱元璋就攻克了集庆（今南京），所以朱标必不知艰辛坎坷为何物。他被立为太子时年方十三岁，日日由“名儒”陪伴读书禁中。这些都养成了他与朱元璋绝然不同的气质和品性。固然，他缺少朱元璋那种严毅果决，但也没有朱元璋的阴笃惨鸷。
据说，朱元璋看到太子仁柔不振，想了一些办法去激发他的刚励之气。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将尸骨装满中故意从太子面前经过，太子见了不胜惨蹙，连连抚掌说：“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为失望。朱标自幼熟习儒家礼教，并对此笃奉不已。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死了，朱元璋很悲痛，他命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说：按礼的规定，只能为庶母服“缌”，“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他企图严格执行刻板的礼制，并用来约束朱元璋，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剑击向太子，太子走，一边跑还一边说着礼制中的话；“大杖则走。”翰林正字桂彦良赶忙来劝说太子，他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也。”桂彦良比朱标更能掌握“礼”的本质，它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如果二者有所不同，那么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礼的存在是作为可以约束包括皇帝的任何人的教条，那对皇帝以及封建政治来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太子明白了皇权要大于礼，明白了“君父之命不可违”，便服了齐衰去见朱元璋谢罪，朱元璋的怒气才慢慢消释。然而从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其实这些记载里系故意贬斥朱标。从另外的一些记载看，朱标不致如此无能。在唐肃的《密庵稿》中有“送陈中宝之洴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等序文，都把太子与朱元璋并列，可见朱标在当时政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明初的大儒方孝孺的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