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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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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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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杂耍、化妆术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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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在本书作者波兹曼看来，刘晓庆为出演一部新片而在自己的脸蛋上大动干戈之类，八卦之外，其实了无新意。如果允许选择“头条”，波兹曼多半会“聚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年，某次竞选失败，气急败坏的尼克松拒绝检讨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妆师大发其火，一口咬定该次失手，原因全在于化妆师蓄意破坏……
如你所知，事实上如此“聚焦”依旧难逃八卦嫌疑，但其含义却已非常。至少，它让我们在听说当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竞选热浪中亦不忘为自己特聘“笑话”参谋这样的新闻时，不再惊诧……与尼克松对化妆师的“谴责”一脉相承，此类细节让我们懂得，“政治”正演变为一种“娱乐”———尽管春晚、范伟、赵本山、周杰伦的绯闻女友等其实无关政治。
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说，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由此，一个平头百姓或一名身价过亿的名主持其内在品德是否“诚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诚恳”？
而也正是这似乎简单到家的一“看”，证明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以是观之，赵薇、赵忠祥、张艺谋、、崔永元等原本即以“镜头”为生的繁多“著名人士”的任何闪失，其实都无足轻重。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
波兹曼的这一判断语调平和，但却内含绝望之心———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在那张壮阔无比的“电视”屏幕上，无论多么残忍的谋杀，多么恐怖的地震，多么荒诞的政治丑闻，只要主持人温柔地说一声“接下来”，一切便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于是，如今我们每日沉浸其中的所谓“信息环境”事实上已成为“电视”的一面镜子———在这个类似于“欢乐总动员”、“非常6＋1”式的信息环境中，不仅失败的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新闻的价值也仅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或嘘声……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类，也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高下……
为此，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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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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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一九八四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注】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Leonard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注】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老大哥”系《一九八四年》中的独裁者。——译注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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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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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２７任总统，体重３００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３００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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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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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１８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１９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岸，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２０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３０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注】。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２０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头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BillyGraham，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注】和谢基·格林、瑞德·巴顿斯、迪昂·沃威克、弥尔顿·波尔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跌打滚爬了８０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爱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鲁斯·威斯西马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引自1983年8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1页。】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