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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指出主人公处于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可悲定位后，还通过仁吉的内心活动发出反抗的声音：“（仁吉）想到这里，禁不住怒火冲天，这样的环境，岂是大丈夫可以忍受的呢？”诚然，在殖民主义者高压和严酷的统治下，作者所安排的仁吉的反抗只能是一个书生徒劳而不断破灭的梦：“一瞬之间他的凌云斗志，猛然复起，禁不住热血奔流，竟毫不顾忌的，就向太太大声嚷：‘兰英，兰英我要去东京！’”然而，《水月》这样的描写已构成了对不平等、不人道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批判和抗议。这篇小说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勇气和胆识。
《水月》的叙事技巧对批判与抗议主题的烘托和暗示产生了有力的作用。小说的故事情节性较淡，它主要以细节的描写达到对主题的步步逼近。小说通过仁吉的视角写出主人公家境的困苦、妻子疲惫老相的面容和初生婴儿饥饿的啼哭，营造出一种触目惊心的悲情的氛围：
被煤烟熏得黑黑的六叠塌塌米的房里，太太抱着吃奶的婴孩，仍在酣睡着打鼾。旁边像西瓜大的头，一颗一颗排着好几个，仁吉瞪着眼睛看妻子的睡相，干枯的头发蓬松地下垂着，面上汗毛长长的，想必很久没有修容了吧。仁吉借着窗棂透进来的暗澹的阳光，看到老婆的脸，不觉着了一惊。瘦削的脸孔，颧骨高耸，脸色青黄，眼珠塌入很深，眼角的皱纹重重，仁吉愈看愈怕，未经打扮的脸孔，全无血色。衰弱的脸孔就像镀锌的白锌皮一样，锌已剥落，露出了生铁，满面像是生锈一样地，愈看愈觉其老。可是她才三十岁呢！但看脸容却像四十岁以上。还不止哪，像五十岁了。为什么老得这样快？……（她）每朝四点就起来烧饭，照顾孩子，喂猪，饲鸡，喂鸭，然后带了便当下田去做工，所以，白天和仁吉很少见面。在农场里，她叫七岁的女儿照料婴儿，可是这个婴儿时常会发脾气，肚子饿想吃奶的时候，就放声大哭。那饥饿的呼声悲哀地断断续续灌入她的耳朵，但不等到休息时间，是不能独自抽身去看顾他的。……仁吉的太太若是停一下手，那个看似斯文的监工，就很野蛮地的破口大骂。所以她只好默默地举起锄头继续工作。可是她，人虽然在田里，她的心，总是牵挂着家中，五岁的阿清和三岁的阿木，不知会不会和邻家的坏家伙打架，……
…………
她的不安的心情从在学校的长男愁起，到树下休息的婴儿。直到握着锄头的手，渐渐无力支持，冷汗满身，连心脏的鼓动似乎也能听到，最后连气都要喘不过来，才挨到休息时间。于是她才拖着重重的双脚，去树下照料婴儿，那哭得眼睛浮肿的婴儿见到母亲，更哭号得凄惨了。吴浊流：《水月》，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3页。
《水月》虽然是吴浊流的小说处女作，但显露了不凡的叙事技巧。作品篇幅简短，蕴含却颇为丰富。它所呈示的物质时间是主人公仁吉在拂晓时分的一番内心活动的短暂片刻。然而，通过仁吉的思维，又展现了更长远的心理时间。仁吉从中学毕业到农场当雇员的十五年的经历，在心理时间中获得了提纲挈领的勾画。同时，在仁吉的视角所展开的心理时间中，叙述者以白描的手法表现沉重的生活对仁吉妻子的容貌的无情摧残，毫无人道的殖民者农场对儿童幼小稚嫩的生命的漠视。作者不是运用传统的全知视角而是选择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即仁吉的视角），缩短了小说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增加了作品叙事的逼真性和自然感，加重了作品的情感分量，更容易调动读者阅读和阐释的积极性，关于不同叙述视角的分类、性质及功能，西方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大陆学者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详细介绍和讨论。作者在比较全知叙述的优劣时指出其有两大特点：“在叙事手法上所享有的极大自由度；上帝般的叙述中介破坏了作品的逼真性和自然感。”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222页。唤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并激发对小说批判和抗议主题的共鸣，从而起到了一种促使读者认识殖民统治制度不平等和无人性的真实面目的启蒙作用。
吴浊流开篇小说即展现出的对社会问题强烈关注和现实批判的特征，预示了其小说创作日后的发展方向。
与《水月》同年发表的《泥沼中的金鲤鱼》，则是表现女性问题。主人公月桂容貌美丽，而且毕业于女学校，因此成为男人们争相求婚的对象。但月桂向往的是真正的爱情，她心中所幻想的“一生的伴侣，值得自己贡献一切的人”，是“明朗、纯情、柔和、文雅、英俊、意志坚强、有学问、重感情”的人。为了等待这样的伴侣出现，她宁肯二十四五岁了还待字闺中。而有钱人在她的眼里则是“魔鬼化身”。因为“事实上只要有钱就可以拥有三妻五妾。而且社会风气又以姨太太表示身份，华丽的社交界也以姨太太的多少来竞相骄傲”。但她的叔叔在她父亲逝世后，却把她许给一有钱人做姨太太以换取六千元聘金。愤怒的月桂逃出家门，到一家果物输出公司应聘。由于公司的社长是她上学时经常碰见的人，彼此都有好感，所以立即被录用。然而幸运却是厄运的开始。社长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引诱并奸污了她。月桂内心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可是经过反复思考，她对自己的不幸产生了新的认识：像社长这样的道德败坏之徒“千千万万比比皆是”，因为“整个社会像泥沼一样，污波浊浪滚滚不息”。要复仇就不应仅报这样的私仇，而且要将泥沼似的整个社会“全部浚渫清净”才算报复得痛快。因此，她决心“献身为被人欺负，被人污辱，被人歧视的妇女们”提倡的女权运动：
她就决心参加文化协会，和先觉女士共同奋斗。于是她就急忙地准备南下台中，等到曙光射入室内的时候，天也晴了，她就意气飞扬地，为搭南下的第一班车而向车站奔去。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7页。
小说表明了吴浊流对台湾女性命运的关切和同情。而且这是一种超越了男性立场偏见的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理解。作者还看到，女性问题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女性解放不可能脱离社会的解放而单独实现。因此，作者安排了月桂南下台中参加文化协会的结局。
这篇作品同样显示了吴浊流小说创作的宏阔视野，即作者不局限于事物表象的细枝末节，而是透过表象背后，将人物描写和故事开展与更宽广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呈现相勾连，从而赋予人物命运更悠远深长的意义。
发表于1937年的《功狗》，刻画了一个效忠殖民教育政策最终却落得凄惨下场的可怜虫的形象。主人公洪宏东是贫苦人家子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公学校后，被聘为公学校的代用教员。他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为配合在台湾推行农业化政策，日本殖民当局指令教育界加强农业教育。所谓农业教育主要就是农业劳动，一般教员都心存抵触，只是敷衍了事。而头脑单纯的洪宏东却是比任何教员都要卖力地执行。他带领学生建筑堆肥舍，改良学校农场的土壤，种出优质作物。尽管学生荒废了大半学业，但他却得到学校和教育当局的表扬，校长还凭借他的卖力升了官。洪宏东继而又积极充当殖民当局推行“社会教育”亦即日语教育的忠实工具，白天教完学校的课，晚上接着教夜校的课。如此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了二十年，多次受到了当局的赞赏。虽然他精神十足，但付出了损害健康的代价，患上了肺病。病后三个月，他接到了学校一纸免职的命令。如果是正式教师，离职后还有退职金可领，而他只是代用教员，无缘享受这一待遇。小说的结尾，米店、杂货店老板等上门讨债辱骂老母，长子向妻子要书籍费，五岁的幼子问他要买糖果钱，躺在墙上贴满各种各样奖状的房间里的洪宏东，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嚎啕大哭……
《功狗》的主题是抨击殖民制度的不平等。作者对主人公不无讽刺，但更多的是寄予同情。洪宏东所遭遇的不平等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他的悲哀实际上也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台湾知识分子和台湾人民的悲哀。这是《水月》中的现实批判主题的继续延伸。这篇小说是以作者熟悉的教师生活为题材，因而显得内容饱满，细节信手拈来。与前述《水月》和《泥沼中的金鲤鱼》不同，作者在这篇作品中运用的是全知叙述模式，以方便叙述者居高临下地观察和把握主人公的行动，而不为人物的视角所局限。在叙述者全知叙述视角的观照之下，主人公的积极卖力行为显得更其愚蠢，因而使小说在显露批判锋芒的同时，还具有讽刺意味。
如果说《功狗》中的洪宏东只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那么，《陈大人》中的巡查补（台湾人警察）陈英庆，则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这篇小说创作于1944年，此时的吴浊流正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走向末日，因此内心的民族意识开始萌发。《陈大人》于台湾光复后发表，小说对陈英庆的批判，已具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巡查补的角色原本是卑微的，但正如小说所言，在日据时期，这巡查补“就是台湾人出身的最高官吏”。为虎作伥狐假虎威的虚幻特权使得这类角色因极度自我膨胀而最终变态，从民族立场的颠倒而至于人伦的弃置和人性的彻底沦丧。陈英庆借口“在亭仔脚不得劈竹篾”，将正在亭仔脚下劈竹篾的舅舅一脚踹倒。面对舅舅且惊且怒的斥责，他傲然指着头上戴着的巡查补帽子说：“我有了这顶帽子，再不能叫你阿舅。”他的上司支厅长看上了刘举人的祖传古董，他就诬陷刘举人“藏匿军器”，并打刘举人的嘴巴，逼得后者乖乖地献出古董。他带日本警察捉拿了抗日志士钱铁汉。他对权力的滥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遇到没有靠左边走的人，赤膊挑担的人，不去市场设摊而在路上卖菜的人，或是看不中意的人，触犯他的官威的人，都凭陈大人的感情好恶，不论贵贱，老弱男女，都毫不容情，或罚锾，或打嘴巴。吴浊流：《陈大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5、66页。
有一个屠夫没有遂他敲诈勒索的目的，使他受到父亲的一顿教训，他便对屠夫大施淫威：
陈大人回到支厅，就出拘票，不分青红皂白，把屠夫打到半死，任他哀求，任他道歉都不理睬，把屠夫的主人和使用人全部拿来折磨以后，放在拘留所，关了二十九天，还吊销了屠兽基照，才得息事。吴浊流：《陈大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5页。
陈英庆霸占有夫之妇阿菊后，还诬指阿菊的丈夫老李赌博，将老李拘留五天，判笞刑二十五板。后者被打得“坐不得，站不起，只是像狗一样爬回去”。
小说的结局是，陈英庆因敲榨有钱人老黄，后者买通日本刑事兼特工大岛，将陈英庆检举革职。陈英庆的姘妇阿菊及他与前妻生的女儿当了暗娼。两年后沦落为乞丐的陈英庆来找阿菊，被阿菊当着一群嫖客的面轰出门外……
日据时期的台湾是一个警察社会，警察手握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带来的必是绝对腐败与疯狂。赖和的短篇小说《一杆“称仔”》首先开掘了警察压榨台湾百姓的主题，小说里那个欺负主人公秦得参的巡警与陈英庆这一形象何其相似乃尔。吴浊流在警察横行的殖民统治年代里冒险写下《陈大人》这篇小说，不仅是对赖和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继承，而且也是因为现实处境给予他内心的深刻感受。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台湾连翘》中，他曾叙述自己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