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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说出自己是台湾人，引起与会学生的窃窃私语，有人怀疑他是间谍。太明愤怒地离去。
太明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到台湾。太明的族兄志达煽动将由胡老人管理的胡家祖传祭祀公产分掉。胡老人精神受到刺激，不久即卧病不起，辞别人世。胡老人死后，太明家便分了家。太明接受从前国民学校的同事黄的聘请，进入黄的农场当会计。农场女工阿新嫂难产，周围人由于无知而处理不当，致使产妇死亡。太明对女工们进行速成教育，教她们日语、算术和一些生理卫生知识。农场经营不景气，太明主动辞职。
糖业公司为架设台车轨道，挖掘胡家祖坟，太明母亲上前阻止，被日本监工打了。此事如果诉诸法律，根据以前的例子，不论理由如何充分，台湾人绝对是不能胜诉的。母亲虽然没有受伤，但太明感到自己的心头已经受了无法治愈的深刻创伤。他梦想着能把自己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新天地，于是心中开始编织渡海到中国大陆去的梦。以前在国民学校的同事曾导师来看他。曾导师辞职后先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在中国大陆一所大学当教授。他也劝太明到大陆游历。曾返大陆约两个月后，太明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里面装着一份就职通知书——原来曾已把太明推荐给南京某国立模范女子中学当教员。
太明从基隆坐船到上海，在上海游玩几天后转赴南京。在火车上，一位从苏州上车的少女给他留下了印象。他先住曾家，因他不会说普通话，所以聘请一位教师每天来教他一小时的普通话。太明学普通话大有进步，便到模范女子中学去执教。不久，太明又接替了曾在一所私立日语学校的兼职教员职务。在第一次上课点名时，太明发现那位在火车上给他留下印象的少女也在这个班上，名字叫淑春。太明便借故与她接近。两人开始频繁约会。太明向淑春求爱，淑春踌躇一段时间后接受了太明的爱情。一个月后，两人正式结婚。淑春从金陵大学毕业时，太明希望她在家料理家务，但淑春却在外交部谋了一份工作。淑春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对跳舞、打牌和看戏很是热衷，还结交了一群投她所好的青年官员。淑春生下她和太明的女儿。但体力复原后她又恢复了以前的作风。太明感到他与淑春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在日语学校学习的外交部参事张经常和太明谈论中国的时局问题。太明渐渐为他所同化，认为自己不应总为私事所烦恼，而要凭藉教育的力量，去激发学生爱国的热情。
西安事变后不久，胡太明因间谍嫌疑被警察逮捕。在牢房里，他想着出去后一定要回台湾去。在崇敬他的两个女学生的帮助下，他成功越狱。不久，他从上海搭船回到台湾。然而，在台湾他同样感受到警察的可怕。从基隆到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他发现自己被人盯梢。他不敢在台北逗留，径直回乡。在故乡车站，又被派出所找去盘问了一番。到家后的第二天，又有警察登门打扰。为了监视他，一些高级特务和警员频繁光顾他暂寄居的妹夫的医院。特务命令他以后出门时要事先向派出所报告。他外出时也有特务跟踪。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殖民当局在台湾进行各种战争动员。太明的哥哥志刚积极响应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太明被征入伍，不久被派遣到广东。他每天耳闻目睹日军对中国老百姓和抗日志士的残酷折磨和杀害，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良心上日甚一日受到煎熬。一天，日军枪杀一批被捕的中国抗日军人，年仅十八岁的游击队长就义前表现了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担任翻译的太明受到刺激，在刑场上昏倒。随后他被送回台湾。
为了配合战争，殖民当局加紧对台湾老百姓的勒索。当局组织搜索队挨家挨户搜索粮食，在太明家搜出了一箱粮食。太明母亲第二天即病倒了，不久即离开人世。太明的异母弟志南起初不愿参加“志愿军”，终被学校当局逼迫就范。日本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太明又产生了到大陆去的念头，但因无法得到赴大陆的签证而不能成行。他决定在环境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过一种积极的生活。他在粮食局的外围机构纳入协会谋得一份差事。协会借着粮食局的权势，做的是中间剥削的勾当。太明不久便觉得在协会做事很愚蠢。他想念在大陆的妻女，越发想赴大陆。
太明辞去纳入协会的工作，应日本友人佐藤之邀到台北去当杂志编辑。佐藤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太明很佩服他的正直和学识。太明在台北见识了日本知识界为侵略战争效命的种种人和事，还被迫参加了义务劳动。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佐藤决定回国，杂志因此停刊。太明又回到故乡。
志刚的儿子达雄从大学回来，想参加“特种志愿兵”。太明劝阻了他。太明的弟弟志南被“劳动服务队”征召，在工地上累倒，得不到救治，临死前被用担架送回家。志南的死，强烈地震撼了太明。他觉得这种厄运还将会降临他自己和父亲的头上。他想着自己迄今碌碌无为一事无成，耳边不断传来志南的母亲阿玉的哀哭，还似乎听到志南临终的叫喊，他的脑子里一片混沌，所有的思维终于崩溃……志南死去的第二天，太明在胡家大厅墙上题写了一首“反诗”。他还对跑来看热闹的众人怒骂甘当日本人的走狗者。不久，太明从村子里消失了。有人说他乘船到了对岸，还有人说从昆明方面的广播电台收听到太明对日本的广播。
第二节 《亚细亚的孤儿》的双重主题
吴浊流的大陆之行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捩点。大陆之行使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和本质，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被从心灵深处唤醒，在他的胸膛涌动奔突。一腔沸腾的热血终于转为创作的冲动，激发文学的灵感。长篇小说《胡太明》（《亚细亚的孤儿》）于1943年动笔，1945年杀青，1946年问世时台湾已光复。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使曾狂妄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趋向土崩瓦解，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亦走到了尽头。吴浊流见证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并将这段历史化作一部《亚细亚的孤儿》。历史的内在驱动力在催生这部小说的同时，灌注了它宏伟的气质，赋予了它史诗的品格。
《亚细亚的孤儿》的意义是极其丰赡的，读者可以从多方面、多视角对这部作品进行诠释和解读。从小说内容来考察，反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重建自我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则是构成这部作品的两大主题。
这双重主题在小说中同时展开。作品一开始，就侧写了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文化浩劫与心灵巨创。小说的第一篇，作者叙述胡老人带着太明去云梯书院：
老人今天带太明到这里来，原想请彭秀才来教育他的，但彭秀才认为通学距离太远，对于九岁的太明不大相宜，劝他过一两年再说。可是胡老人无论如何要让孙儿学习汉文，现在乡间的私塾都停办了，除了云梯书院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就连这云梯书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招致封闭的厄运，所以他觉得再等一两年就太迟了。
由于胡老人竭力坚持，终于决定把太明送入云梯书院，为了通学不方便，所以改为寄宿。老人离开心爱的孙儿，心里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为了他的学业前途，也不得不硬一硬心肠。《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7页。
作品写彭秀才到胡家拜年：
正月初三俗称“穷鬼日”，照例须烧些门钱打发穷鬼的，而且那天人们都不出门。但下午彭秀才却破例来拜年，他站在院子里欣赏了一会春联，接着便被迎进客厅里。彭秀才和胡老人寒暄了一阵，太明恭恭敬敬地捧出一个托盘，托盘里摆着四碟糖果。彭秀才且念且捡：
“食红枣年年好。”
拿了两颗红枣吃着。又捡两片冬瓜说：
“食冬瓜年年加。”
然后喝了一口茶，接着便开始赞美胡家的春联说：
“‘一庭鸡犬绕仙境，满径烟霞淡俗缘。’的确不错，真有脱俗的风格，如果不是像你这样达观的人实在办不到的。”
“你今年的春联怎么样？”胡老人受宠若惊地问彭秀才道。
“不行，不行。”
彭秀才一面谦逊推托着，一面随口吟道：
“大树不沾新雨露，云梯仍守旧家风。”吟毕，又把春联写在纸上递给胡老人看。
“好极了！”胡老人赞美道：“大有伯夷叔齐的气派。”但他接着又改用感伤的语气说：“不过云梯书院的旧家风，不知是否能像你这春联所说的守得住……？”他这样嘟哝着，依依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云梯书院被封闭的话，”彭秀才黯然道：“汉学便要沦亡了！”《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2、23页。
作品还这样写了胡老人与侄孙志达的如下对话与心理活动：
“叔公！”志达乘机劝告老人道：“还是把太明送到学校里念书吧，这是时势呀！”
“无论时势怎样，学校里却学不到四书五经了！”
胡老人总是这样回答。
胡老人对于西洋文化只持一种恐惧的态度，并不怎么心悦诚服，何况日本文化不过是西洋文化的一支小流而已。胡老人心目中所憧憬着的是，春秋大义、孔孟遗教、汉唐文章和宋明理学等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总想把这些文化留传给子孙。《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5页。
小说里的这些描写颇为意味深长，它们首先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深重危机，而在沦为殖民地的台湾，这种破坏和危机是毁灭性的。尽管胡老人和彭秀才轻视西洋文化的态度并不可取也不会有效，但这种态度源自近代的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军舰大炮强行闯入中国的大门这一事实，因而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作者并不完全赞同胡老人的偏执，因此小说安排胡老人后来对西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并同意太明进公学校念书；但作者对胡老人的反抗姿态无疑是欣赏的。同时，胡老人和彭秀才对儒家文化的固守，也是一种对自我身份与民族立场的坚持。
胡老人、彭秀才对殖民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文化抵抗策略，而小说中的蓝、詹、曾和游击队长等人，则是进行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或血火交迸的武装抵抗。蓝、詹被投入牢狱。蓝出狱后做了律师，但思想的锋芒依然锐利。曾不堪忍受殖民压迫从学校辞职后，起初想走科学救台湾之道路，但后来他到中国大陆，获得了更开阔的视域，生发了更深刻的思想，最终加入了抗日的行列。他深切地理解中国的现实，也理解台湾人的悲剧命运。他一边鼓励太明到大陆去，一边提醒他作为一个台湾人可能面临的困难。小说中有如下抒情式的段落：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都不会信任我们。”曾把复杂的环境向太明解释道：“命中注定我们是畸形儿，我们自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却要遭受这种待遇是很不公平的。可是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庶子’，我们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并不落人之后啊！”
…………
“老胡！建设中国的路程是非常遥远的，决不可轻浮急躁。你只要看扬子江，那滔滔的长流，它的流速多么惊人，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大河流的胸怀。”《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45页。
“空虚的理论现在绝对行不通了，”临别时曾紧紧地握着太明的手说：“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希望你赶快从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选择一条自己应走的路，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你自己命运有关系的问题！”同①，第196页。
小说关于十八九岁的游击队长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从容就义的情节描写，则成为作品中的高潮之一：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师范学校。”
“你的部下有多少人？”
“……”
“你的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
“要杀就杀，不必多问！”
说着，那青年哈哈地大笑起来，充分地表现出有敌无我的精神。
…………
……最后轮到那暗杀队队长处刑了。
“军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