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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
“要杀就杀，不必多问！”
说着，那青年哈哈地大笑起来，充分地表现出有敌无我的精神。
…………
……最后轮到那暗杀队队长处刑了。
“军属！”那队长突然用尖锐的声音向太明喊道。
太明边颤抖着走向前去翻译。
“不要刀砍，用枪决！”那暗杀队队长要求说。
“不行，浪费子弹。”
“那么，墓穴给分开吧。”
“不成，只掘了一个。”
“……”
“其他有什么遗言没有？”
“没有，那么，好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请给我一支香烟！”
他的神态非常镇定，毫无惧色，这个要求终于被接纳了。太明燃起一支香烟，塞在他的嘴里，他津津有味地吸着，口里吐出一缕缕白烟。抽完以后，他用极干脆的口气说：
“不要眼罩！我是军人！”接着他又喊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他的话没有说完，又只听见“嘿！”地一声吆喝，那队长的头颅便脱离了肢体，骨碌碌地滚到沟穴中，接着肢体也倾跌下去。《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43、244页。
胡老人、彭秀才作为老一辈中国人的代表，他们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直坚持不合作的反抗态度，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不曾发生自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危机。小说中的蓝、詹、曾和游击队长等，是对侵略者与殖民者决不妥协地抵抗的革命者形象，他们也已不存在身份与认同的困惑。然而，他们是中国知识青年的先觉者的形象，而不是大多数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从屈辱的奴隶生涯中奋起抵抗，从颠倒错乱的生存状态中重新指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与重铸自己的民族灵魂，在胡太明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其发生是非常迟钝，其生成也是十分缓慢的。吴浊流自己就曾说过：“胡太明不能清理中产阶级个性的矛盾，一生都在苦恼中苦闷不已。这大概可以代表日人统治下台湾知识阶级的八成。”吴浊流：《睽违三年重游日本》，（台北）《台湾文艺》第47期（1975年4月）。作者也曾是这“八成”中的一员。从某种角度来看，写出胡太明这样中间状态的台湾知识分子从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对自我身份的迷惑中逐渐觉醒，最终克服孤儿意识，树立民族自信心，投身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洪流之中，这样的形象更典型、更真实和更有普遍意义。
《亚细亚的孤儿》以胡太明这一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并以许多笔墨塑写胡老人、彭秀才、蓝、詹、曾等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还重点叙写了“皇民化运动”的情形，小说实际上是从文化的镜像来透视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吴浊流生前曾一再声明《亚细亚的孤儿》不是自传，并说自己的经历有与胡太明不同的地方：一，他幼时没有进过书房读书；二，没有留学日本；三，虽然他做过小学教员，但婚前所服务的学校，都没有日本女教员，不曾与日本女性谈恋爱；四，他曾回祖国，但未曾和淑春那样美的女人在一起；五，他没有被殖民当局征作军属，派到广东去；六，他的父亲虽然也是医生，但是没有姨太太；七，他的兄弟没有人做过保正。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第159页。然而，吴浊流的经历与小说胡太明也有不少吻合或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小说所表达的中心思想与情绪，与作者的精神信念无疑有着内在的关联。作者虽然没有加入革命运动和武装抵抗的行列，但创作《亚细亚的孤儿》时的吴浊流，对革命和抵抗的战斗已是支持和景仰的。作者与胡老人、彭秀才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蓝、詹、曾、游击队长和觉醒后的胡太明，感情上是共鸣的。在此意义上说，《亚细亚的孤儿》是作者对20世纪上半叶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探索和展现，也是对作者自己心灵的剖析和反省。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实质上并不是一种创作的偶然性。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指出：“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识分子无役不与；主要的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也是无役不与。知识分子一直是运动的父母，当然也是子女，甚至是侄甥辈。”“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时代民族的苦难。”［美］爱德华·W·萨（一译“赛”，本书采用前者，后面不再一一注明）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初版，第16、40页。《亚细亚的孤儿》塑造了胡太明等知识分子的形象，固然是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和对人物的把握程度有关，但更是知识分子作为人民代言人的历史真实的内在体现。
胡太明所生活的时代，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在台湾已经进入了稳定期。长期的殖民统治，在太明这一代人身上已造成了自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淆混与迷乱。从对殖民者的畏惧顺从到挺身反抗，从身份认同的迷惑转为对民族解放的追求，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亚细亚的孤儿》通过描绘胡太明的外在经历与剖析其内心波澜，令人信服地揭示和展现了主人公思想和行为的转变过程。
小说开头关于胡老人带太明到云梯书院的叙述，既是表现胡老人和彭秀才的抵抗精神，也是描写胡太明的文化启蒙。然而，自此时至其民族意识最终觉醒前的漫长岁月里，这种启蒙其实是太明陷入文化认同迷惘的肇始。作为一个九岁的孩童，太明并不理解汉学的价值和意义。进了书院后，他也没有培养出对汉学的兴趣。他不可能像爷爷和彭秀才那样憧憬秀才和举人荣耀的年代，“他似乎茫然觉得那些都是灭亡的命运”。相反，他的堂兄志达倒挺能吸引他的注意。因为，“志达会说日本话，是个预备警员（巡查补），人家都称他‘大人’，到处有势力。……志达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漂浮着一阵香皂般的爽朗的香气，那是乡下人称为‘日本味’的一种文明的香味。在当时还用木浪子或茶子洗衣服，用山茶洗脸的时代，肥皂的香味是被公认为高贵的珍品的。太明在这样的人物身边，也许显得有几分轻薄，但他总觉得颇有新时代的感觉。”太明觉得时代已经改变了，不明白为什么爷爷非要他读四书五经？一头是爷爷的期望，一头是“新时代”，他“宛如一叶漂流于两种不同时代激流之间的无意志的扁舟”。而进入公学校后，他觉得和云梯书院相比，“校内朝气蓬勃，运动场和教室都是那么宽敞和明亮”，“这里所见的事物，一切都显得很新奇”。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4、30、31页。
作为殖民者压制的结果，此时的台湾，汉语已从母语沦为边缘语言，汉学即儒家文化濒临绝灭，以传授儒家文化为业的书房已被公学校所取代。虽然公学校所教授的内容有很多是西方先进的知识，但它们是以殖民者的语言传授的。殖民者的语言已篡夺汉语的地位成为“国语”。这对台湾人民的影响是内在而深刻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曾指出：“表面上，言语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围绕着它的禁律很快就会揭示出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言语决不只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语词化……它是人类斗争的真正目的。”［法］米歇尔·福柯：《论语言的话语》；转引自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郭燕译），《赛义德自选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初版，第76页。殖民者正是通过对殖民地人民母语的剥夺，将殖民者的语言强加给被殖民者，从而将殖民统治“语词化”。通过破坏和消灭被殖民者的民族文化载体——语言，淆混被殖民者的文化身份，改变其民族认同，最终彻底奴役被殖民者的身体与心灵。
自然，此时的胡太明是不可能认识殖民者的荼毒的。相反，从“国语”（日语）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自认为已经锻炼成一个有抱负的“新时代的文化人”。当他“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兴致勃勃地赴任乡下的公学校教员时，才发现了事情不大对劲。首先是殖民当局的差别待遇政策造成的日籍和台籍教员的严重对立。日本教员不仅享受着优于台湾教员的物质待遇，而且在精神上对后者极端歧视，还动辄打骂学生，使“整个学校笼罩在日本人那种有恃无恐的暴戾气氛中”。其次是胡太明对日本同事内藤久子的爱情幻想的破灭。“有时，看见久子穿着鲜艳的和服在散步，她那美丽的倩影，常使太明对她无限地倾慕。”“在太明的心目中，久子是美好无比的，对于他，久子正如‘羽衣舞’中所见的，是一位白璧无瑕的理想女性，是一位绝对的理想女性，简直可以和天上的仙女相比拟。”然而，作为殖民者阵营的一员，久子的内心充满了优越感，对台湾人常常持批评和轻蔑的态度。这种傲慢的品性其实与其他殖民者并无二致。“这一切，太明并非不知道，但久子的这种缺点，非但没有减少太明对她的思慕，反而使他的恋情日见增长。”在久子面前胡太明时时自惭形秽，自怨自艾：“太明却觉得正视她是件痛苦的事。他的爱情越冲动，越使他感到自己和久子间的距离——她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显得遥远，这种无法填补的距离，使他感到异常空虚。”“她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这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事实。”对遥不可及的爱情的绝望使太明转而痛恨自己的血缘：“自己的血液是污浊的，自己的身体内，正循环着以无知淫荡的女人作妾的父亲的污浊血液，这种罪孽必须由自己设法去洗刷……”《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47—49页。
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人心的“成功”，殖民者的文化压抑机制使被殖民者日渐对本民族文化失忆，文化认同陷入混乱，直至不知不觉地发生逆转。殖民者的文化乃至殖民者本人从面目狰狞的他者而变为令被殖民者羡慕和追求的“美丽”形象。面对着殖民者的“高贵”血统，被殖民者往往会自惭形秽，陷入深深的自卑之中。绝望的被殖民者转而憎恨自己的传统、文化、种族，憎恨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皮肤乃至自己的血液……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曾尖锐地洞察了被殖民者因精神受虐而发生的这种心灵变态：
我不得不直视白人的目光。我背负着一种陌生的重担。在白人的世界里，有色人在身体发展的图表上遇到重重困难。……我被手鼓声，食人魔，知识贫乏，拜物教，种族缺陷……所击垮，我让自身远离我自己的存在……除了断肢、切除、用黑色的血液溅污我的整个身躯的大出血外，我还能是什么呢？［法］弗朗兹·法侬：《黑皮肤，白面具》；转引自霍米·芭芭：《纪念法侬：自我，心理和殖民条件》（陈永国译），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初版，第206页。
久子的拒绝击垮的不仅是胡太明的爱情，而且是他的“存在”。让胡太明身心崩溃的这一次打击成为他刻骨铭心的巨痛，也成为他日后灵魂蝉蜕和升华的强力催化剂。
胡太明的同事曾导师不堪忍受殖民者的歧视，起而与校方抗争，并辞职而去。这件事是对胡太明内心第一次强烈的震撼。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从懵懂的思想和生活中醒悟。当久子以“我跟你是不同的”为由拒绝了他的求爱，胡太明在绝望之余，将留学日本当作“打开自己新生的扉页”的希望。他到日本后，甚至对这片殖民者的本土产生了好感：
到东京来以前，他曾经到京都去拜访一位朋友，对于这个古都，立刻发生极佳的印象：那里的居民、街道、景物，一切都显得静谧和安定，而且都有良好的品格。那里有悠久的历史，以及经过漫长岁月孕育出来的高度文化。所接触的人物都非常和蔼可亲，甚至食堂侍者、旅馆下女、公共汽车女车掌、百货店女店员……，都极有教养；尤其青年女性那种优美的气质，给予胡太明很新鲜的印象，胡太明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土，和一群可爱的人民。
东京不像京都那样静谧，是一个容易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