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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浊流所说的抽象描写和印象描写，是相对于自然描写和心理描写而言。但这种划分法显然不是很科学。这四种描写方法其实很难清晰区分。所谓抽象描写与印象描写不见得就是唐诗人所发明并为中国人所独有，而且二者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而自然描写与心理描写并不是落后的手法，如何运用、是否运用得当应视具体的创作而论。更重要的是，这四种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彼此交错相互融合的。如上述吴浊流所举的第一个片断，实际上也是关于胡太明的心理描写。自言自语与一般的人物话语有所区别，它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延伸，与心理活动尚未完全脱离。尤其是此段太明的自言自语并未加引号（引号具有表现声音的功能），亦即说，人物并没有发出声音，因此明显属于一种心理活动。这样，在心理描写里就包含了吴浊流所说的抽象描写（表现），或是抽象描写（表现）包含了心理描写。
《亚细亚的孤儿》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并非如作者所说的抽象描写和印象描写，而是体现在完整的结构、生动的故事、带悬念的情节、自然时间顺序的叙述以及明快的风格等这些典型的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同时，它在形式上类似章回体小说，每一章节都有标题，尽管不是对仗体。尤其是，它将对联、汉诗、民俗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小说之中，与中国古典小说一脉相承。然而，如果仅止于此，它将难免“陈旧迂腐”之嫌，而无法攀上小说艺术的高峰。
要对《亚细亚的孤儿》的艺术成就作出公允的评价，不仅要将它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小说相比较，还要将其置放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视野里观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也出现了现代派的作品，如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的小说，但他们的小说大都远离宏大题材，不可能成为代表时代叙事的史诗性作品。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而《亚细亚的孤儿》在台湾新文学中，如前所述，是第一部抵抗帝国主义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这一主流里，《亚细亚的孤儿》的题材是特殊的。仅凭这一点，即可奠定《亚细亚的孤儿》在包括台湾新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并非千篇一律，就《亚细亚的孤儿》而言，它的叙事手法既具有同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共性，也表现了个性化的风格特征。
在当代叙述学理论中，叙事作品常被分为“故事”与“话语”两个层次。所谓故事，即“所指”，是被叙述的内容；话语，即“能指”，是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话语，在文学中，也就是文本。作品中的各种表现手法，一般被归入话语层次。西方叙述学理论对叙事作品层次的分类也有分歧。参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亚细亚的孤儿》的故事层次既体现传统文学的影响，也融合着现代小说的因素。传统文学的故事建立的是一种因果关系，故事情节循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一因果链递进演化。现代小说则不再重视因果关系，其故事情节更多地体现出偶然性、片断性的特点。而且不少现代作家更注重探索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其作品多表现出“情节淡化”甚至“无情节”。美国结构主义叙述学家查特曼（S。Chatman）则区分了“结局性的情节”和“展示性的情节”。他认为，叙事作品从逻辑上来说都是有情节的。传统的故事情节属于结局性情节，其特点是有一个以结局为目的的、依循因果关系而开合的完整演变过程。而意识流等现代作品中的情节属于展示性的情节，其特点是“无变化”和“偶然性”。这种情节以展示人物为目的，不构成任何演变；作者仅用人物生活中一些偶然发生的琐事来引发人物内心活动以及展示人物性格。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同①，第49页。传统文学与现代派文学建构故事情节的不同手法，与各自的历史和现实语境、美学理想以及读者的阅读反应等因素相关。应该承认，传统文学“结局性的情节”与现代派文学“展示性的情节”这两种故事特点，各有所据，也各有得失，不宜厚此薄彼。结局性情节并不一定就是落后陈旧，展示性情节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情节。但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品往往偏守一隅，壁垒森严，传统文学对展示性情节不屑一顾，现代派文学则极力排斥结局性情节。《亚细亚的孤儿》的叙事则是将结局性情节和展示性情节两者结合一起，使两种结构故事方法的优长都得到了发挥。胡太明入私塾、进公学校、当教员、留日、返台任农场会计、赴大陆任教并结婚生女、回台不久又被征兵派到大陆、目睹抗日志士英勇就义精神受到刺激被遣送回台、供职纳入协会、到台北当杂志编辑、杂志停刊返回乡下、因同父异母弟志南被征役致死而疯狂、最后潜渡大陆参加抗日斗争……作品故事脉络清晰，情节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一传统模式演绎，太明周围的人物，如祖父、父、母、兄、妹、弟等的命运变迁，也都清楚交待。但另一方面，在大的故事框架内，作品也安排了不少展示性的情节，这主要是表现在对太明的内心活动的描写。《亚细亚的孤儿》心理描写的比重之大，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所罕见的。这些心理描写对深化主题、揭示人物性格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与现代派文学有所不同的是，现代派小说的心理描写，一般是为了展示人物，而不是为了结构故事。《亚细亚的孤儿》的心理描写，不少却是同时具有连结情节、作为故事的一链并推动故事发展的功能。如以下两段：
他（太明）翻开一本《墨子》读着，墨子的非战论比孟子的和平论更为积极，论旨明快，令人越读越感心神舒畅。墨子毕生竭力抗衡历史的悲剧，但他的学说在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势中，只像滚滚浊流中的一滴清泉而已。无论墨子怎样力竭声嘶地呼吁和平，但他个人的力量究竟是太微渺了！
太明合上《墨子》，心中思索着知识分子悲惨的共通性。他认为凡是有良心的人，心目中必然经常存着墨子；可是，古时的那些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代，总是被遗弃于历史以外，而徒自悲伤愤慨，那些人其实只是漂浮于历史洪流中的无根的浮萍而已。太明又想：从前的老、庄、陶潜等人，也许还可以避免卷入历史的洪流，但现代人却不可能。在现代这种“总体战”的体制下，个人的力量几乎已等于零，无论心中愿意与否，在“国家至上”的命令下，任何人都难逃卷入战争漩涡的命运。老、庄和陶潜的智慧，对于现代的社会，已经失去规范的力量了……太明这样想想，那样想想，思潮此起彼伏，整夜没有合眼。《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34、235页。
这两段文字是关于太明第一次从大陆返台后，整天无所事事所产生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它们一方面是表现此时主人公的思想，同时，也是这两段文字之后紧接着的故事发展的过渡情节。跟在这两段文字后面的另一段开头是：“第二天，一个可怕的变故发生在太明的身边：他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他参加海军作战。”这样，前面两段文字对太明的心理描写，就为后面的这一变故埋下了伏笔，成为整个情节链条中的一环。
《亚细亚的孤儿》的人物塑造也兼具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长。与完整的故事相应，传统小说的人物大都是行动型的，人物总是不停地行动。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认为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而行动是通过人物来表现。他的悲剧人物观同样颇能代表传统小说的人物类型取向：“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悲剧是行动的模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59、60页。亚里斯多德虽然承认性格是人物品质的决定因素，但由于他将行动看作高于一切，又将情节定义为“对行动的摹仿”，因此就使得故事事件和情节被抬高到比人物和人物性格更重要的位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也因此成为传统小说的人物大都是行动型的理论根源之一。现代派小说则反转过来，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深层人格的探索，而忽视人物的行动性和故事性。现代派小说的人物多是沉思型或意识型。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uost）对现代派文学影响甚巨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作品所展现的内容，是第一人称主人公躺在病床上的断断续续的回忆。在这部小说中，“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法］安德烈·莫罗亚：《追忆逝水年华序》（施康强译），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译本，译林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第Ⅰ卷第1页。现代派小说的人物多沉酣于内心思索与想象，人物性格的发展是缓慢甚至是停滞的。传统小说人物的行动型与现代派小说人物的沉思型，也是各具短长。行动型人物比较符合大众读者的欣赏习惯，人物行动往往产生扣人心弦的情节，有力地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且更便于塑造典型人物。但其弱点是不能挖掘人物的深层性格和深层意识，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人物的外部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外貌。沉思型人物能更深刻地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表现更丰富和复杂的人性内涵，而且能缩短人物与读者的距离。然而，这种手法无法产生情节悬念和明快的节奏，因此，在缩短人物与读者的接受距离的同时也弱化了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而《亚细亚的孤儿》的人物并非单纯的行动型或沉思型，而是二者的合一。主人公胡太明不断地思考和犹豫，也不断地行动。这一塑造人物的手法别具意义和效果。如《大陆的呼声》一章，太明的母亲因阻止糖业公司为栽培甘蔗挖掘胡家祖坟，被日本监工殴打。太明想诉诸法律，但根据以往经验，跟日本人打官司台湾人绝对不能胜诉，何况对方拥有众多法律专家。胡太明“越想越觉得愤恨难平”：
“陶渊明也没有力量治愈这种创伤！”太明扔下书本，这样大叫了一声。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太明自小就喜欢这样发问的，现在又把这问题重新思索了几遍，但依然无法在心中找到答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竟把这问题渐渐地淡忘了。不过那决不是真正地淡忘，而只是把它埋葬在记忆的深处，一遇心灵上受到新的创伤，那已经埋葬下去的古老的记忆，便会和新的愤怒同时爆发的，因此，他梦想着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以便让自己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心目中竟编织了一个横渡隔海大陆的幻梦。《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32页。
以上是对太明的心理描写。第一段虽然表现人物动作，但并非“行动”，而是一种内心活动的余绪。第二和第三段，状写了太明“思索—淡忘—记忆—幻想”这些反复的心理过程。这是人物的沉思阶段，然而，它不是像现代派小说那样为沉思而沉思，而是为主人公下一个行动——奔赴大陆作铺垫。这样的心理描写尽管是叙述流的放缓，但它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