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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40页。
京都的见闻，使吴浊流觉得自己过去对日本人的看法，有一部分需要修正。
吴浊流和同学们在东京高砂寮住了三天时间，在台湾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有日本贵族爵位的寮长，以民主主义为题发表演说，令吴浊流大吃一惊，他想不到日本也有这样的人士。台湾的留学生们，也轮流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们所谈的都是吴浊流在台湾听都没听过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吴浊流除了惊异之外，无法判断他们演讲的内容的好坏，只是觉得好像说得有点道理。
日本旅行归来后，同学们对民主主义这一新思潮，开始热血沸腾起来。吴浊流也到图书馆去借读有关这方面的书。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家竟“理论联系实际”，谈到了毕业后待遇的不公平问题。有人提出，同样是读完师范，毕业后日本人就做教谕，台湾人就只能当训导，这种差别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并商议发起争取平等待遇的升格运动。然而，正当大家还在酝酿中时，当局就颁布了升格法令。根据此一法令，训导升格为丙种教谕，日本人是甲种教谕。虽然还是没有完全平等，但大家感到已无发起运动的必要，也就偃旗息鼓了。升格法令的出台与当时北师的校长太田秀穗的努力有关。太田秀穗同情台湾人的处境，因此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
除了太田校长，北师受到学生敬重的日本教师还有八沼、矢田等。八沼富于教育爱，时常勉励学生；矢田平易近人，常和学生聊天，甚至还帮助策划与吴浊流同班的蓝君退学，以遂蓝君赴大陆留学之愿。吴浊流认为，与一般的日本殖民者不同，他们是贤能的教育家。
吴浊流毕业那年，发生了“北师事件”。起因是台北师范学校的学生因靠左走的问题与警察发生冲突。学生向警察投掷石块，并包围了南署长，而署长拔剑恐吓学生，并带领警察拘捕了四十五名学生，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这些学生以不起诉处分。北师校长太田从日本出差回来得知此事，对警方大为不满，最后太田校长与署长同时引咎辞职。吴浊流在北师的一位同班同学把自己所写的怀念太田校长的一篇文章寄给吴浊流，吴浊流看后大为激动，也写了一篇自己的感想，并将两篇文章一起投给《台湾日日新报》，结果都被刊登了。这篇文章是吴浊流的“处女作”。
吴浊流后来回顾在国语学校（台北师范）求学四年的生活时指出，虽然由于殖民当局的教育方针，国语学校课程的内容很肤浅，但学校优秀的学生，平时都勤读课外书。另一方面，学校有一批优秀、进步的教授，也教给了学生很多教科书以外的知识。学生因而无形中扩大了知识面，培养了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国语学校人才辈出，后来成为日本统治下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
第四节 照门教书时期
1920年3月，吴浊流从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故乡的新埔公学校照门分教场（分校）任教。
照门分教场有四个班、五个年级，四、五年级是复式教学。全校学生二百多人，教师四人，主任森田是日本人。吴浊流刚到校时教一年级课程。
森田为人温厚，对教育很热心，然而身体很虚弱。吴浊流到任没一个月，森田就病倒住进医院。吴浊流代理主任职务主持分教场，并除一年级外还兼教原由森田担任的四、五年级课程。吴浊流此前仅在师范时代做过三个月的“教生”，另外两个教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十七八岁的台湾青年，大家都缺少教学经验。但三个人凡事都商量，诚心诚意地教育学生，经常是课时完后接着加教。三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甫登上服务社会的舞台，每天的工作大家不仅不感觉疲劳，反而感到很充实和愉快。吴浊流有时因辅导学生直到天黑，不得不住在森田的单身宿舍过夜。森田的书架上有很多书籍，大大地满足了吴浊流的阅读饥渴。到了暑假，他将森田书架上的伦理学和哲学书籍约二十本带回家看。假期尚未结束，一天，学校的校工慌张地跑到他家，说森田的近亲来到学校，通报森田死了，并要把森田的遗物拿回去。吴浊流大惊，拿着森田的书急忙赶到学校，来人已经把森田的东西打好包准备离去。吴浊流将森田的书还给他们，他们不接，表示赠给他留做纪念。森田单身从日本来台，身边没有亲人。他很好学，准备报考中等教员修身科，因用功过度，患了肺结核，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终于不治，十分可悯。
吴浊流想起森田住院后，自己忙于教学，竟没有想到去看望他；而森田也没有跟学校联系。他想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尚不通人情世故；另一更大的原因，则是因为日本人和台湾人隔着一条鸿沟，是两个不同的阶层，所以双方都缺乏交往的愿望。他内心自责而又感慨：这是殖民统治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又一活生生的例子呵！
森田死后，从湖口来了一个代用教员补缺，吴浊流则正式任分教场主任，并专教四、五年级课程。五年级生是和四年级生同时入学的，因成绩好而破格升级，实际上也只读了四年。五年级学生中，有只比吴浊流小一岁而有妻有子者。在专心教学的同时，吴浊流还热心为活跃家乡父老的文化生活服务。村人经常利用分教场进行文娱活动。而吴浊流在每次活动中都起着核心的作用。他除了演奏风琴，还要念教育“敕语”，一个人扮演二三个角色。那年秋天，还在分教场组织了村民参加的盛大的游艺会和运动会，父老们都感到很兴奋。
吴浊流在照门分教场任教时，正值台湾新文化运动发轫。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是在俄国革命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鼓舞下，更主要是在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1920年1月11日，林献堂、蔡惠如等一批台湾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的成立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920年7月16日，“新民会”仿照大陆的《新青年》杂志创办的机关刊物《台湾青年》开始出版发行。总编辑林呈禄以笔名“慈舟”发表《敬告吾乡青年》一文，说：“当此世界革新之运，人权运动发达之秋，凡我岛之有心青年，极宜抖擞精神，奋然猛省，专心毅力，考究文明之学识，急起直追，造就社会之良材！”创刊号的卷头辞中有这样的话：
是空前而且可能是绝后的世界大战乱，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了。几千万的生灵，为了战乱而流血，为了战乱而为枯骨，何等惨绝！人类的不幸，还有比这种不幸来得更大吗？
从这种绝大的不幸当中，能得保全性命的全人类，业已由既往的惰眠觉醒了。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觉醒了摈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你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民族自决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没有一项不是大觉醒所赐与的结果。台湾的青年呀！高砂岛的健儿呀，还可以不奋起吗？不理解这大运动的真义，不跟这大运动共鸣的人，这种人的做人的价值，简直等于零……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第22、23页。
1920年10月，台湾留学生二百多人在东京举行了撤废“六三法”示威集会。“六三法”是指1896年日本政府公布第六十三号法律，该法赋予台湾总督委任立法权，使台湾总督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成为台湾一切恶法的来源。在撤废“六三法”的斗争中，“新民会”创会干部林呈禄提出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取代撤废“六三法”运动。此一运动一直持续了十五年。
《台湾青年》杂志也寄到了吴浊流所在的照门分教场来，使身处僻陋乡下的他得以了解时代的进步。《台湾青年》的不少文章引起了他的共鸣。他意识到了“六三法”对台湾人民的压制，对台湾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也爱读鼓吹自由平等的《改造》杂志，内心燃起对自由平等的热烈追求。
然而，在偏僻的照门分教场，受过中等教育的只有吴浊流一人，其他教师只读过公学校，根本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在思想上他是孤寂的。吴浊流只好向书籍寻求出路，他除了阅读森田留下的书，还买了一些哲学和理论书籍，埋头钻研了一阵。然而，书读得越多，烦恼也越多。人生的种种疑问和苦闷，一时间都向他涌来了。老庄哲学的怀疑主义和避世思想，这时更得到他的认同。
吴浊流任教的翌年4月，照门分教场升格为公学校，当局派日本人中村生臣来做校长。学校增设了六年级，五、六年级是复式教学，因此全校是六个年级五个班。吴浊流教五、六年级。他将心力倾注于为家乡培养人才上，所教的班级成绩很优秀。这年的第二个学期，他所担任的六年级的级长被选为郡（区）的日语比赛代表；在全郡十六个学校六年级生的考试比赛中，规模最小的照门公学校获得日语第一名、算术第三名。此后，他的一位学生在新竹郡主办的国语演习会上独占鳌头；一位女生考上了第三高女。当时，台湾全岛只有一所女学校（女中），因此要考取并不容易。
正当吴浊流一心扑在乡间教育上的时候，以蒋渭水、林献堂为中心的台湾文化协会于1921年10月在台北成立。蒋渭水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目的，是“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切磋道德之真髓。图教育之振兴，奖励体育、涵养艺术趣味”。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第24、25页。实际上，台湾文化协会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日民族阵线。文化协会发行《台湾民报》，设置读报所，举办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进行巡回讲演，放映电影，开设书局，演出戏剧等。文化协会具有强烈的祖国色彩，其领导人蒋渭水即十分崇拜孙中山。许多文化协会的会员及其同路人，不但从事日人所禁忌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工作，甚至在对大众演讲时，亦提及令日本殖民当局难以容忍的“汉族”、“中国”、“祖国”等词。故台湾总督府批判台湾文化协会“怀慕中国之情甚高，与中国人日益亲善，期待国权回复”。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46页。文化协会发起的启蒙运动席卷台湾全岛，会员后来达到一千三百二十人。
为了阻止台湾文化协会的运动波及到乡村，日本当局采取对策，笼络乡村知识分子。新埔镇成立了青叶会，由新埔分室（警察分局）的主任和公学校校长担任顾问，中等学校毕业的及公学校教员中的本岛人都是会员。吴浊流和所在学校的其他四名教员也入了会。青叶会每月开两次座谈会，讨论各种问题。由于吴浊流每次在座谈会上都发表让“稳健分子”胆寒的意见，所以青叶会将入会规则修改为以新埔街为单位，原来的分教场的教员全部被排除在外。吴浊流思想又变得落寞了，空闲时除了读书没有别的事情。
吴浊流没有加入正在全岛知识分子中掀起热潮的台湾文化协会，除了因为身居僻远乡下，也因为从小受祖父教育所形成的怯懦性格和老庄哲学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使这个时期的他更多地仍是采取一切顺其自然的消极的为人处世方式。而且，尽管他内心也渴望自由平等，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的想法实际上也是颇为“稳健”的。他主张通过诉诸理性，促使日本当局反省；同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基于人道主义，应予以台湾人自由与平等。他仅是幼稚地从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观念出发来思考台湾的问题，尚未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性。他认为对日本人进行抵抗就会丧命，并对此一后果“禁不住战栗”。唤起民众的自觉，共同一致对抗日本殖民者——当时的吴浊流并未臻此思想境界。
暑假，新埔公学校召开同学会，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就民主主义等问题高谈阔论。吴浊流也上台发表见解。他没想到，随随便便的一次发言，竟引来了女学生的爱慕。四五天后，吴浊流在上街途中，碰到两三个女生。其中一位高年级的女生向他行了个礼，交给他一封信，然后垂下头逃跑似地溜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吴浊流目瞪口呆，一直到女生离去，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女生给他的是一封情书，归来后吴浊流心怦怦跳着看了一遍又一遍。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