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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髑暗奶ㄍ濉罚帕荚蟊啵骸段庾橇髯髌芳だ杳髑暗奶ㄍ濉罚ㄌū保┰缎谐霭嫔�1980年2月再版，第96、97页。
作者指出，包括以上所举的“为我论或为我行为是要建设新中国最要不得的事”。
作者对国民党当局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政府的公务员有玩弄诡辩的毛病；当局的宣传不注意讲究技巧；政府办事机构手续繁琐，效率低下，受“愚蠢的习惯”所支配。他还批评当局全面废止日文是“愚蠢”之举。他认为，政府机关报当然应废止日文，但其他的日文报刊，准许其存在也没有什么妨害。日本战败后，日文已解除了武装，恢复了正常的语言功能。尤其是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差不多已译成日文，因此只要了解日文就能接触到各国文化。另一个事实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用汉文写的很少。战前我国曾向日本派出许多留学生，花费的是宝贵的国币。而台湾光复，等于一下子有六百多万留日学生回到祖国来，带回来了宝贵的各国文化，而当局对此“不但不加培养，反而愚蠢地糟蹋它”。
作者意味深长地说，台湾是天惠丰裕的地方，理论上应是有前途的，但人们却常常失望。台湾人为什么失望，他们到底希望什么？他们需要有诚意的政治。他们需要有诚意的政治家。作者指出，政治家决不是政客，政客是靠政治吃饭，而政治家是以服务天下为己任。政治家不只是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才，实际上大凡民主政治并不必需杰出的政治人才。国民的水准还没有达到相当程度，因一二政治天才而遭殃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很多。政治家最根本的是要真正有为天下服务和为民众牺牲的精神，否则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众也不会相信他。而真正的民主政治限于民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收复台湾。台湾人民将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等同于祖国的形象。而对祖国的向往与建设新中国的激昂急切之情，使吴浊流对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无能给予了善意的理解：
过去我国为排除内忧外患，四亿民众同心协力参加救国的行列，尤其是有为的青年，有的从军，有的从政，为国家献出他们的心身。不但如此，科学家、文人、美术家也到前线参加战争的行列。换句话说，医生、技师、画家也为了救国不是做政治家，便是做军人。……这种现象继续了五十年，因而一旦进入建设时期时，技师发呆而不知所措，医生连显微镜也忘了怎么使用，拿了听诊器也不知道心脏在右边还是左边呢？像这样的错误随时都有，这一点儿也不稀奇，宁可说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来台湾接收的技术人员或者学者说出种种不合逻辑的话也不足为怪，他们之中，一定有为国弃笔或以枪代替试管而从戎的。这是不得已的事。
大陆历史悠久，由历史而来的好处多，坏处也不少，并且由于现实是残酷的，所以没有梦。于是，感伤性而做甜蜜的梦的台湾青年碰见怀现实主义的大陆来台人士，惊诧之余，与外省人不容易肝胆相照。这也难怪，大陆的环境复杂，被因袭与传统压得疲惫不堪，哪里还会有谈梦的余裕！但一旦事关现实问题，他们便会认真起来。你不妨把赚钱的事提出来吧，他们一定会改变态度的。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0、115页。
上述最后一段所谓“赚钱的事”，即作者在书中所云“许多大陆来台人士为满足物欲色欲，在街头奔走竞争”中的“物欲”是也。这其实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性质所导致的一种丑恶风气的蔓延。而作者与许多孤苦飘零多年，乍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一样，将国民党当局及其接收人员，即所谓“大陆来台人士”，视为祖国的化身乃至“真身”，因此对当局和“大陆来台人士”所表现出的种种丑态陋习，或予以原谅，或进行温婉的讽劝。作者对当局的施政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说光复后当局投入了二十亿元振兴台湾糖业，但不种甘蔗的话，糖厂就无法动工，经济就无法恢复，政府如果将这些道理告诉台湾人，台湾人都会一致协力的。又说光复初期台湾的四百多辆火车机车坏掉了两百辆，如果当局事先声明在修好之前，坐火车难免拥挤，这样可以避免无能之讥。
《黎明前的台湾》写于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实际上事件的余波仍未停止。因此作者在书中所流露的对此一事件的态度颇值得读者注意。除了上述引文中的某些暗示外，书中或隐或显地涉及二·二八事件的文字尚有如下：
瞧邻国日本吧，他们虽然战败，但在艰难辛苦中还想生长下去，而且充满着新的希望。他们举国一致，官民团结，为民主国家的建设而努力着。反看我国呢，就在狭小的台湾里，外省人与本省人也是对立、相争着。啊，多傻、多胡闹哟！
自光复以来，到底有多少人能不在时尚里随波逐流呢？许多人都患了大头病，想在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地，阿狗阿猫都在那里拥挤，焦急着。政治是一道窄门，容纳的人材有限，如此不会发生困难吗？这种现象不仅我们台湾如此，连全国的青年都患着这种毛病。台湾过去大约三百年间都没有问津政治的机会，致使政治欲燃烧得更厉害，难怪要误以为除政治以外是无法救国家民族。从中国百年的大计看来，这种政治病是有害无益而值得我们青年朋友们深思的。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些大学教授或技术者竟也半路出家，出现政治舞台上，把一知半解的政治常识大模大样地向民众发表，里边也有相当地位的学者混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专长，露出苍白的脸向民众讲政治的ABC，真是滑稽之至！大学教授实应拥万卷书，超越名利而专心于真理的探究才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而且一旦发表他们的专门知识，那时才会令人钦佩。啊，台湾的学者和技术家何以放弃钻石而换取玻璃呢？这实在太奇怪了。
我国市场的广大，前途的远大是用不着说的，……我们对于一桩事的看法，判断不能单凭感觉，而应诉于理性，勿为目前的现象所迷惑才好。
易热易冷就是台湾青年的特征，最近似乎缺乏光复当时那种热情。台湾青年的任务在于建设，无论如何要为中国的建设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才对。旁观的态度或为小挫折而气馁是不行的。只要为建设抱着信心，不管路途如何遥远，一步步地走总有达到目的的日子。如果舍弃这种信念，那简直是自杀性行为，光复也失去意义了。
在殖民地没有伦理，因此台湾人在不得不猜疑的环境下长成，连不必猜疑的也猜疑，他们过分敏感，三百年来渴望的就是有诚意的政治。只要有诚意的话，稍吃亏也可以忍耐的，因此诚意胜过任何政策。如能上下一致推行有诚意的政治，台湾立刻会明朗化。回到祖国怀抱的现在，应该不再有从前的那种忧惧，但惰性是很难改的，尤其公务员里面混着不肖分子，更无法清除以前那种心理。事实上，要使台湾明朗化，需有诚意的人。公务员用不着说，各级民意代表也应得其人才行。
台湾目前最要紧的事是物价安定，其中只要安定米价，街头的叹息会减去九成五……
再者，警政的统一也很要紧，有警察大队，有法院警察，有专卖局警察，有铁路警察，有水上警察，因它的命令系统不一致，机关与机关容易发生磨擦。尤其让有收入的机关拥（有）警察权是不妥的事。如果野心家做了那个机关首长，他就能无限制地强化警方，藉此隐饰劣行，干犯法纪，无往不利。
政府现在奖励人民检举，虽有好处也有坏处，往往得不偿失，因社会的人并非全都是君子，为报私怨说不定有不择手段的。
三百年间以殖民地的地位被榨取的结果，患了政治缺乏症，以为政治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于是阿狗阿猫都争着想做政治家。……
为今之计，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台湾目前的政治家病治好？……曾被（日本殖民者）动员的青年应早些丢掉薪水阶级的劣根性而从事生产事业，否则战时那种“跛脚状态”便不免要持续下去。
本省人则忘记理想和目标，只会吵或发牢骚，别人如果不发号施令，一直站在那里踏脚。这里有殖民地的性格，也有它的幼稚和依赖性。男人如此，女人更厉害。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9、73、74、78、90、105—108、112、113、116页。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作者对二·二八事件持一种冷静和理性的态度。他对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都各有微词。他批评当局政治上的缺乏诚意和低效无能，也批评一些“本省人”过于热衷政治，忘记了理想和目标——建设包括台湾在内的新中国。作者在书中谈到一则报载的新闻：台南工学院因为接收工厂，与当地人发生纠纷。作者评论说，学校的教室或实验室，都没有什么利益可言。而当地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词夺理，阻扰接收的工作，真是可恶之至！更可怪的是本省参议员、参政员、国大代表诸公对此怎么保持沉默？”作者还发问：“本省人是不是只想自己的利益而忘记国家的前途呢？”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89页。作者对迅速了结二·二八事件使台湾社会阶级与族群之间加剧的对峙，治愈事件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严重创伤，开出了如下药方：
应打破偏狭的地域观念，向祖国发展才对。如果固执地域观念，便容易使人唯我独尊而变成排外性，这样是不能成为大人物的。青年们该摈弃这种落伍的思想，与祖国优秀青年携手协力，为新时代的建设而努力。
说什么外省人啦，做愚蠢的争吵时，世界文化一点儿也不等我们，照原来的快速度前进着。因此，我们与其呶呶不休于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设法使台湾成为乌托邦。比方掉了东西，谁都不会检去；不关窗户而眠，小偷也不会进来，吃了生鱼片也不会有霍乱、伤寒之虞；在停车场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大家也很规矩地上下车；没有人会弄脏公共厕所；做任何事都不会受别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就是住在台湾的人的任务，从这一点说来，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同①，第95、118、119页。
读完《黎明前的台湾》，我们不难发现，是二·二八事件促发了这本随笔的写作。而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以自己的思考帮助台湾社会摆脱恐怖和迷茫的气氛。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笔者特别希望青年男女和学生们能够读读本书，不过读了也并不是就能有得救的感觉，但笔者倒以为或许能减少些目前的叹息吧。”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8页。国民党当局对二·二八事件的残酷镇压使许多当初欢呼抗战胜利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挫折，在台湾社会再次陷入迷惘和民族认同危机的时刻，作者怀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既循循善诱、娓娓而谈，也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积极申张民族大义，大胆指陈当局施政得失，力图拨开密布于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心头的浓雾乌云。《黎明前的台湾》所涌动的热爱和建设新中国的激情，正是《亚细亚的孤儿》重建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这一主题的延续。我们读《黎明前的台湾》，耳边似乎不时回响《亚细亚的孤儿》中曾导师对胡太明所说的话：“我们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并不落人之后啊！”“建设中国的路程是非常遥远的，决不可轻浮急躁。你只要看扬子江，那滔滔的长流，它的流速多么惊人，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大河流的胸怀。”“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
《黎明前的台湾》以其建设新中国的主题而汇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叙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西方学者发现，文学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紧密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