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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从吴浊流的两封信和钟氏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吴浊流创办这份杂志，既有为消除台湾“文化沙漠”出力之心，也有为自己解决作品发表问题之意；而以《台湾文艺》作刊名，并非吴浊流的原初想法。他后来同意刊名冠以“台湾”二字，并说“是要给年轻的台湾籍作家提供一些写作的空间为目的的”，也不是出于80年代后至今甚嚣尘上的“台湾意识”。恰恰相反，吴浊流对台湾青年所寄予的希望，是他在许多作品尤其是《黎明前的台湾》中所呼吁的“台湾青年的任务在于建设，无论如何要为中国的建设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才对”。对台湾青年作家的期望，他在《台湾文艺》创刊号上发表的《台湾文艺杂志的产生》一文中已说得相当明确。尤其在第四期发表的《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一文，可谓非常清晰明白地阐述了《台湾文艺》的办刊宗旨和作者自己对台湾青年作家的期待，及对台湾文化发展的主张：
台湾文艺要根据台湾的特殊环境而产生一个个性，这个性又要合于中国的普遍性，同时具备世界的普遍性，才有价值可言。
例如广东音乐。起初由广东的特殊环境产生一个个性，这个个性具备有中国的普遍性，才能代表中国音乐，而在世界音乐界鼎足。
中国文艺因历史悠久，传统稳固，所以由历史或传统带来的好坏很多，我们的青年大多数不分皂白的，只知其坏处一切否定，视为古董不值一顾；但外国人视我们的固有文艺还有宝贵的东西存在，极力研究而发掘，追求中国固有文艺的好处拿回去给他们文艺家做榜样，或以为参考。
…………
现在中国文学，具有另一种特殊性质，现在我们在台湾特殊环境下挣扎，其文学也在这样环境下苦闷，若是不承认这样特殊环境，也无法创造有生命的作品，其作品一切变为虚空，或是虚伪的，怎么也谈不起文学的价值。所以现在的中国文学须要认清楚台湾的特殊环境，才有实在性；根据实在的特殊性，才能产生优秀作品，须要这样做，文化沙漠才有长出绿树的可能。
现在，大多数的作家，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来批判，对外国文学囫囵吞枣地模仿以为能事，我希望检点我们的文学的弱点，采外国文学的长处来补短，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作品，才是台湾文艺的使命。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7—19页。
这些白纸黑字恐怕会让“台湾主义者”们大失所望。如果说《台湾文艺》变成“台湾意识的堡垒”，那么这座“堡垒”决不可能于吴浊流在世的时候出现。
最后，留意吴浊流临近逝世前所写的文章，也很必要和重要。1975年，吴浊流发表的作品中有《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此文对作者于日据时代的创作经历作了大略的描述，其中抄录了孙中山《挽刘道一》、梁启超《台湾杂诗》等革命或爱国诗篇，并云“国父、梁启超等人之悲壮的诗，像坚冰下之流水一样，潜滋暗长于台胞的文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52页。1976年5月写成、7月发表的《非印游记》，文中写了同年3月27日，作者出国旅行返程时，随团从香港去澳门观光。在澳门与大陆交界处，作者在浓雾中驻足凝望，静思许久。之后写下《在澳门与大陆隔界地点远眺有感》三首诗。诗中有“兄弟阋墙燃豆壳，釜中豆泣本同枝”、“击楫宁无千里志，雄心未已振寰中”等句。（台北）《台湾文艺》第52期，1976年7月。作者还在文中一再表示游览“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东、苏州、西湖、大同、敦煌”等等祖国大陆各地“无限的风光”的愿望。1976年8月写成、10月发表时作者已辞别人间的《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一文，文中建议建立一个抗日志士祠或纪念碑，以将台湾抗日英雄姜绍祖、客家抗日义民和蔡清琳等烈士与“归祖国参加抗日牺牲志士邹洪、彭盛木等合祀一处，永留纪念”。《非印游记》和《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的写作，都比某些“台湾主义者”认为“鲜明显著”地宣扬了“台湾意识”的《台湾连翘》的完稿晚了将近两年。吴浊流民族认同的指向，至此可盖棺论定矣。
台湾作家叶荣钟曾有沉痛之语：“台湾与祖国隔绝半世纪，不意复归祖国怀抱，头一次发生联系，竟是由物价腾涨开始。”转引自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96页。其实，对两岸同胞来说更大的不幸是，台湾复归祖国未几，面临的竟是祖国的内战，是两岸的漫长睽隔，统一的遥遥无期。吴浊流建设新中国的热望，畅游大陆各地、饱览祖国江山无限风光的冀盼，终成未竞的理想，未了的心愿！
在《台湾连翘》中，作者给在日本殖民者为“去中国化”而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某些台湾文人的表现作了画像：
这期间，台湾人里的皇民少年、皇民文学家、皇民文士纷纷出笼，连篇累牍地在制造皇民文学。从日本内地也来了一位左翼作家林房雄，摘下红帽子，高唱大东亚共荣圈，声嘶力竭地鼓吹战争文学。军方也对此如响斯应，动员了作家们，让他们去参观民众的奉公作业、军需工厂，要他们写出“灭私奉公”的实绩，鼓舞士气。皇民少年和皇民作家不用说成了军部的工具大写特写，连过去比较地有民族意识的作家，竟也随着军方的口哨，被拆下了骨骼，成了软体动物。
在这可悲可叹的状况里，只有一个杨逵毅然不屈。《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42页。
这两段话或许不全然是对别人的批判，而亦含有作者自省的成分，因为“只有一个杨逵”未陷入“这可悲可叹”的尴尬境地。然而这些话语也表露了作者视“皇民文学”、“皇民作家”为奇耻大辱并深引以为戒的心态和认识。但吴浊流生前恐怕不曾料到，他所痛恨的“去中国化”的那历史的一幕今日又在台湾重演，并且有的情节还是冒用他的名义演出！
陈芳明等论者为了证明吴浊流的“台湾意识”，或颠倒词义，随意比附；或以“曲笔的手法、隐晦的技巧”这种片言只语来代替具体的论证。在这种凭空注解或“述而不作”的“研究”中，吴浊流无形中已被厚诬为一个专写隐喻和反讽文章的胆怯文人，一个整天戴着面具、过着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生活的欺世盗名者，而这样的吴浊流似乎又与他们所心仪的“铁血”、“道德上的勇者、强者形象”彭瑞金：《挥舞笔剑的文侠——吴浊流集序》，彭瑞金主编：《吴浊流集》（短篇小说卷），（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第12页。和“顶天立地的台湾主义者”相去甚远。在这个强调读者的积极阅读的时代，陈芳明等论者尽可对吴浊流进行种种“创造性理解”，但是，这些无中生有的“创造”与真实的吴浊流和吴浊流的真实又有何干？
诚然，民族和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认同作为主体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构，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是有可能“转向”的，就像在今日的台湾，有不少人已经变化和转向。有的论者昨日还信誓旦旦地声明“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它蕴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惟有认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裂的一块人间乐土，坚定地扎根于台湾丰沃的泥土，从大地及勤劳大众摄取奶汁，才能使台湾作家铸造更鲜活的民众形象”；叶石涛：《日据时代新文学的回顾》；《现代主义小说的没落》，《台湾乡土作家论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如今却摇身一变，宣称“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叶石涛：《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第357页。就人类的意志而论，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也许，还有选择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自由——这已为今日台湾的转向者们所证明。然而，自由又是与人类社会的某些基本价值和信仰相联系的，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价值和信仰选择，因此不同价值信仰的人对自由的定义必然大相径庭。民族和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一想象并非偶然的想象，这一共同体并非虚构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反映着民族成员对于自由、尊严、荣誉、安全和幸福等等深层心理和情感的需求，因此，民族和民族共同体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解体，往往给民族成员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深重的苦难。民族的内部分裂与反抗异族的殖民统治不可相提并论。一个致力维护人类基本价值与世界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决不可能同时是一个民族分裂的鼓吹者和参与者。文学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人，更有责任以自己的文字为民族和解、同胞团圆提供精神之光与情感之火。尽管人类历史上，民族的叛徒并不少见，中国历史上的汉奸也数不胜数，但高擎民族大义，挺身抵御外侮、力行敦睦同胞的仁人志士，各个民族都更大量涌现。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最终觉醒并回归中国民族主义的吴浊流，向往内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完善人格的儒家境界的吴浊流，已不可能与那些朝三暮四的变节者有关于自由的共同概念。
附录：“吴浊流文学奖”（1966—1976）
颁奖概略此附录为吴浊流在世时“吴浊流文学奖”的颁奖情况。资料来源自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第115—124页。
台湾文学奖
第一届于1966年1月揭晓，4月颁奖。
正奖：无。
佳作奖：五篇。奖金5000元，五人平分。
１。 《回乡的人》（七等生）。
２。 《点菜的日子》（钟铁民）。
３。 《骷髅与没有数字版的钟》（钟肇政）。
４。 《妻的脚》（张彦勋）。
５。 《金钱的故事》（廖清秀）。
第二届于1967年1月揭晓，4月颁奖。
正奖：无。
佳作奖：三篇。奖金及纪念品均分。
１。 《中元的构图》（钟肇政）。
２。 《男人与小刀》（黄春明）。
３。 《灰色鸟》（七等生）。
第三届于1968年1月揭晓，4月颁奖。
正奖：一篇。奖金5000元。
《那棵鹿仔树》（李乔）。
第四届于1969年1月揭晓，4月颁奖。
正奖：一篇。奖金5000元，附奖电视机一台。
《门》（郑清文）。
吴浊流文学奖
第一届于1970年1月揭晓，4月颁奖。
正奖：两名。合得奖金5000元，电视机一台。
１。 《蟹》（黄灵芝）。
２。 《鬼井》（沈萌华）
佳作奖：一名。奖金1000元。
《废屋》（黄文相）。
第二届于1971年1月揭晓，4月颁奖。
正奖：一名。奖金5000元。
《笑容》（黄文相）。
佳作奖：一名。奖金1000元。
《日薄崦嵫》（乔幸嘉）。
第三届于1972年1月揭晓，4月颁奖。
正奖：一名。奖金5000元。
《升》（杨青矗）。
佳作奖：两名。奖金各1000元。
１。 《黑色大蝴蝶》（江上）。
２。 《舞泪》（张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