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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吴浊流休职回到家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家优游度日，他又有闲暇作汉诗了。这一年他又加入了“大新吟社”。而结婚八年不曾生产的妻子，年内生了一个男孩，使一家人喜不自胜。
翌年3月，吴浊流到州卫生课复查身体，结果已无问题。4月，他回到新独立的五湖公学校复职，担任五六年级复式班级的教学。
五湖公学校的校长是研究科出身，持有中学教员资格，因此很有些自命不凡。这位校长汲汲于升官之道，一切迎合当局的政策。他一味加强农业教育，把全校教职员都赶往农场劳动。这种劳动和囚犯干活差不多，种菜、养猪、养鸡，盖堆肥舍等等，活儿五花入门。学生们种出来的大葱有两尺长，在品评会得过首奖；饲养的猪的肥育率，每月平均达四十台斤。这些活儿主要是动用五六年级学生，吴浊流深感不满，然而无法可想。有时他故意在放学后指导学生做课外作业，狡狯的校长马上找到教室来说：“放学了，请把学生借我。”由于校长对当局政策的积极迎合，不久就升为郡视学了。
校长升官后，当局又从杨梅农业补习学校调来一个日本人接任五湖公学校校长。不久，因为学校增加了一个班级，又来了一位刚从女校毕业的日籍女教员。这位叫袖川的小姐是生长在台湾的“二世日本人”，天真烂漫。袖川很爱好文学，一有空就捧着小说阅读。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吴浊流家里来聊天，每次来都大谈小说，有时还读某部小说中的一段给他听。在她的感染下，吴浊流也开始读小说。有一天，袖川又跟他谈起文学。吴浊流说小说都是人做的，如果我想写的话一定也能写。袖川竟哈哈大笑：“你，实在幼稚，小说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不过，她也怂恿他试试。吴浊流不服这口气，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水月》。袖川看了很感动，劝他将小说投给杂志社。吴浊流便将作品寄给了作家杨逵、叶陶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
1936年，《台湾新文学》发表了吴浊流的《水月》。这是吴浊流的小说处女作。从日后来看，《水月》的发表是吴浊流人生中的一大事件，因为这是他的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吴浊流受此鼓舞，接着又写了《笔尖的水滴》《泥沼中的金鲤鱼》两个短篇，同年发表于《台湾新文学》。其中《泥沼中的金鲤鱼》还获得了杂志社的征文比赛首奖。翌年，吴浊流又在《台湾新文学》上发表了《归兮自然》，并创作《功狗》《五百钱之蕃薯》等小说。《功狗》也曾投给了《台湾新文学》，然而由于该刊被迫停刊，所以没能发表出来。
袖川为吴浊流的成就感到高兴，鼓动他继续写。她与吴浊流一家很亲近，常在月夜与吴浊流夫妇及孩子一起爬上五湖的山岗赏月徘徊，在月光下她还唱起了日本歌谣，歌声悦耳动听，令人难忘。然而好景不常，因为她欲与台湾人结婚，被抱持种族歧视的郡视学知道了，将她调到旧港公学校。不久，吴浊流也调到关西公学校任首席训导。
袖川的调离和《台湾新文学》的停刊，使吴浊流的文学热情暂时冷却，创作停顿了下来。本来吴浊流也没有想到要当作家，他读师范时，作文成绩也很一般。同时，他觉得日语的语法很复杂和麻烦，他并不喜欢，所以不曾想过当文人。吴浊流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袖川的鼓动是分不开的。因此，她可谓是一个改变了吴浊流人生的女人。她调离后，吴浊流感到失去这样一位鼓励者实在是他的一大损失。
袖川调到旧港后，在那里和一个日本宪兵结婚。从此吴浊流和她没有再见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袖川接受她的学生的邀请从日本到台湾观光，才与吴浊流再次相会。吴浊流陪她一块爬上狮头山游玩了一天。袖川将她离开五湖公学校后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吴浊流。
袖川婚后生了四个孩子，而丈夫却死在了战场上。台湾光复后，她和孩子们被遣回丈夫的故乡日本鹿儿岛。但丈夫的家族却将她视作外国女人加以排斥，不给她提供任何经济上的帮助。她起初找到一份月薪三十八元的代用教员的工作，但这点薪水无法养育四个孩子。面对世态炎凉，面对生活的艰难，她曾想过自杀。为了四个孩子的未来，她最终还是肩起了生活的重负。她借用学校的缝纫机，在空余时间帮人缝补衣服，还同时担任了两三个人家的家庭教师。三十年的吃苦奋斗没有白费，四个孩子中三个大学毕业，只有老二在某酱油厂工作时，由于熬不住严酷的现实，告别了人世。
吴浊流过后想，袖川是生于台湾，吃台湾米长大的。如果当时她能按自己的意愿而和台湾人结婚的话，说不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然而事与愿违，民族歧视的现实使她束手无策，结果成为殖民统治的牺牲品。殖民当局所谓一视同仁、内（日）台融合、内台结婚，口号倒蛮像回事，其实当权者无时不怀着民族偏见，殖民统治者从来都是认为大和民族的血比汉民族的更优秀，因而暗地里是阻止内台融合的。
1937年，吴浊流调迁关西公学校。关西公学校是新竹郡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校本部二十五个班，分校六个班级，农业补习学校两个班级。而吴浊流在关西公学校任主席训导（教务主任），这是一种荣升。他认为或许是自己在教育界已服务有年，再过半年就可领到“恩俸”，因此在个人言行上已成为一个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主义者，致使当局稍微修正了对他的看法吧。
吴浊流在这个时期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故。妻子自生下长子后，又生下一男二女。不幸的是，次子未满月即夭折，长女生下仅两个月即又匆匆离开人间。调到关西任教的第一年，他的父亲又逝世了，终年六十九岁。生命无常，亲人的死亡，给吴浊流的内心带来巨大的哀痛。
关西公学校的日籍教员和台湾教员人数相当。吴浊流刚到任时，对学校的日台差别之分明大吃一惊。校长室里，教职员名牌的排列顺序是日籍教员都排在上段。学校的好宿舍都是日本人住着，台湾教员大都住在庙宇或租用的民房里，条件十分简陋。吴浊流的宿舍是街道上一家旧戏院改造的，比日籍教员中住得最次的女教员还差得很远。学校的日籍教员抱成一团，对台湾教员采取轻视的态度。日籍校长虽口口声声“内台融合”、“一视同仁”，其实却是凡事都袒护日本教员，对台湾教员实行差别待遇。每有日籍教员到任，便在校长宿舍召开只有日本人参加的欢迎会。而且日籍教员比台湾教员多领六成的薪水。那时正是“七·七事变”前夕，中日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台湾的政治空气也骤然紧张。日籍教员更加飞扬跋扈，这种情形尤其表现在教职员的晨会或夕会上。如果学生犯规做了坏事，台湾教员就会受到日籍教员的攻击责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近卫内阁于8月决定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台湾殖民当局配合日本的侵略政策，推出了“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就是要把台湾人民改造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在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使台湾人为日本侵略战争作出更大牺牲。因此，去除中华文化，灌输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思想，便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皇民化的具体措施，首先是强制普及日语。禁止使用汉语和地方方言，废止报刊汉文版，中止台语广播。在各地设置了众多日语讲习所，并且奖励“国语家庭”。其次，是生活方式日本化。在全岛推行神社崇拜，信仰天照大神，奉祀神宫大麻，烧毁民间供奉的神像、神主牌位；改换日式姓名；禁穿中国式服装，禁过传统的节日如中元节、春节等；家庭中还要设置日式风吕（澡盆）、榻榻米、木履等。再次是强制进行皇民思想教育。在学校，强迫进行日本国民训练，丑化中国，除灭学生的故国观念，要求学生忠于天皇，树立为天皇而死的信念。在社会上，则进行兵役预备训练和国民精神训练。在文学艺术领域，禁演台湾戏剧（如布袋戏、歌仔戏），推行“皇民文学”与“皇民剧”。殖民当局还成立“皇民奉公会”等组织，在全岛展开所谓金报国、储蓄报国运动，发行公债，分派军事费等等，千方百计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
七七事变是在吴浊流到关西公学校任教三个月后爆发的。事变发生后，随着皇民化运动的推行，学校的台湾教员被要求过日本的生活方式。新竹郡当局还下令全郡台湾教员及家属穿上和服，往新竹神社参拜并祈祷“武运长久”。吴浊流的宿舍也放置了日本当局配给的神龛，奉祀大麻。然而他和家人谁也没有礼拜过。有无礼拜别人不会知道，不过插在神龛前的“”（杨桐）却有些麻烦。如果不更换，枯了别人会看得出来。吴浊流最初感到伤脑筋，后来想出一个敷衍的对策，决定不更换。他吩咐妻子，万一皇民奉公会的人来的话，就告诉他们正准备更换。不仅在学校，连家庭生活也被卷入皇民化运动，吴浊流内心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怒：“七七事变后，实施所谓国民总动员，因此步入纯粹战争的时局里，（日本）全国上下揭起‘暴支应惩’的标语，但事实上是日本人侵略台湾人的祖国，表面上高举正义的旗帜，欺骗台湾人，展开皇民化运动，把‘内台一致’、‘灭私奉公’、‘献身报国’向异民族的我们强制执行。在各部落里，把家长及主妇召集起来，开了‘暴支应惩’的演讲会，讲师则动员警官、保甲役员、役场吏员、学校教师等人。我们台湾籍教员，尝到无法说出口的痛苦，遭受了内心被针刺一般的经验。在殖民地下的台湾人没有叫祖国的自由，完全像奴隶一样，而且又被置身于不能不向祖国的敌人忠诚的地位。面临此种难局，内心唯有想到如何逃避才能安然度过日子而已。”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93—94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日本国内一片狂热喧腾。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也大肆庆贺，台湾岛内一时“到处恭祝战胜，灯光闪闪，爆竹声喧”。见1937年旧历8月第94回栗社社告。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154页。栗社为了配合形势，于同年12月24日出题《祝皇军南京入城》，举行了一次“新祝击钵联吟”活动。由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迷惑，或许还因上述这种“逃避”灾祸、“安然度过日子”的想法，作为社员的吴浊流参加了此次活动，作诗一首。
中日战局越来越趋于激烈。殖民当局一方面把台湾人推向战场，一方面将公学校毕业生全部纳入青年团组织加以训练。在关西公学校，动员了四百余名毕业生回到学校进行军事训练。毕业生组成一个联队，联队辖三个中队，一个中队辖三个小队。中队长以上的干部皆由日籍教员担任。台湾教员则当小队长，听从日籍教员指挥。这种训练每周进行一天，上午以军事训练为主，配以训话，讲的都是“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这一套；下午则从事劳动。这种训练跟军队一样，天天殴打喝斥，教员室简直成了刑事审问室。而且这种情形不久便影响到了在校生的教育。野蛮杀伐的做法也应用到天真可爱的少儿们身上，学校教育体罚成风。
吴浊流看到孩子们遭殃，忧心如焚。他暗地里联合学校里的台湾教员，请大家思想扭转局面的办法。经过数次讨论，大家决定以纯教育的名义来与校方理论。每当校长及其他日籍教员虐待学生时，大家都团结一致加以反对。因此每天晨会中都要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学生遭毒打或被罚跪的情景仍经常可以看到。
在此期间学校还发生了一件冤枉学生的事情。学校有一对日本教员夫妇，两人不在家时被贼入室偷了东西。这对夫妇认为经常给他们打水的一个学生是嫌疑犯。平时发生类似的小事件都是由学校自己处理，只是由于嫌犯是台湾学生，这对教员夫妇和学校当局便将学生交给警方。然而无论警察如何严刑拷问，学生都不承认。学生被拘囚两个星期后，再度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这才证明了学生是冤枉的。学生出狱后，将在警察局里遭审问和毒打的情形讲给吴浊流听。吴浊流听了很愤慨，但当时只是对学生同情地安慰了一番�